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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本是一种话语策略。何干之强调了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他相信“新哲学”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则源于另一种更重要的话语策略，这就是紧扣住“爱国”和“救亡”来从事“新启蒙运动”。紧紧地与“爱国”与“救亡”连在一起，是陈伯达们发动和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战略。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21＇“抗日救国”，分明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谁能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谁最积极地表示愿与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合作，谁就最能赢得人心，谁就最受大众拥护，谁就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谁在政治斗争中就胜利了。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无疑会被广大民众所唾弃，那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涤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这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就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都能受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竭力鼓吹“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宗旨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说“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快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并非“不妨”而是大大“有妨”。这样叫妨碍了什么呢？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是在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普及“新哲学”。陈伯达们只是在解释、说明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时，大力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和“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要大力宣传、普及“新哲学”，这“新哲学”是不可能总与“爱国”、“救亡”相联系的。这样，他们就在标榜“爱国”和“救亡”的同时，又给这运动冠以“新启蒙”这样一个既动听又具有包容性的名目，自己也就有了充分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22＇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渡陈仓”而辩护。
五、“新哲学”踏倒“五四”而高歌猛进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不奇怪，既然本来就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就难免顾此失彼。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征服、俘虏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