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 第59部分

考试院座落在南京鸡鸣寺，所有建筑均是东方式风格，到处亭台楼阁、题联匾额。在1936年9月高等文官考试（其时简称“高考”）中被选用的汪振国晚年有这样的回忆：“考选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它的职能是筹办各类文官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临考前组织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具体办理考试工作。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组织，考试完毕，即行结束。每届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过三两个月，全院正式在编人员也只有二三百人，组织是紧凑的，人各一职，各负其责，纵有冗员闲曹，年终考绩，即被淘汰。每届考试，聘请雇用人员比较多，都是临时性质，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情况。我有个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办公时间拒不会客。我到南京去看他，只能在晚上或星期天到他家中访晤。据他谈，每天八小时工作，都很紧张，但这种比较良好的机关风气，没能持续多久，到抗战前夕，就开始败坏了。”＇2＇

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官考试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由考试院组织的全国性的高等文官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时间一般定在桂花飘香的九十月间，以合“折桂”之意。抗战前在南京共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高考”。1931年为第一次；1933年为第二次；1935年为第三次。第四次本应1937年举行。但1936年是蒋介石五十大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援清代“恩科”之例，举行一次临时性的高等文官考试，以庆祝蒋介石生日。高等文官考试的报考条件，是取得大学毕业资格者。一旦在这种“高考”中被录取，即取得荐任官资格，成为“国家公务员”，薪俸立即与国立大学一般教授相等。毫无疑问，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当时的报考者，除了国立和私立各大学的毕业生外，北大、清华、南开、武大、中央大学等名校的研究生，参加角逐者也不在少数。自费留学归国者，也有很多人想通过这种“高考”而得一职位。全国的报考者都集中到南京考试，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每次考试前，先是接受报考者的申请书，审查相关证件，确认参考资格，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即今日所谓的“准考证”。这一工作完成后，即进行临场准备。这一工作自然也极为繁琐，而且容不得半点马虎。“准考证”发放完毕，临场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便成立典试委员会和襄试委员会。典试委员会负责命题和阅卷。所以，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典试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由国民政府出面礼聘。所聘者，自然是国内的名流学者。汪振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中回忆了1933年“高考”中的典试委员情况。这届的典试委员长为国民党元老王用宾。王用宾是山西运城人。1904年，官费选派到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学铁道工程，后又考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1933年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一届的典试委员，则有徐谟、周鲠生、柳诒征、张默君、辛树帜等人。徐谟是著名的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至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在1932至1941年间中国对外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徐谟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徐谟又转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临近结束时，徐谟应邀参加制定战后规划。他曾参与起草筹备成立国际法庭的草案。作为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徐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徐谟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1956年当选为国际法学会副会长。1956年，在荷兰海牙国际大法官任上去世。周鲠生是现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在英国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是光绪举人，也是现代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历史学者，有多种著述行世，尤以《中国文化史》影响为大。张默君则在现代中国有“才女”之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及圣约瑟女书院，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1912年创神州女学校，任校长。1918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遍游欧洲各国，考察欧洲的女子教育，著有《战后之欧洲女子教育》一书。后曾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辛树帜则是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辛氏曾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采集队，进入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深山，采集数万动植物标本，分别建立动植物标本室。经国内外专家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有20多种。辛氏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主管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化学命名原则》、《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译名的基础。

每届考试，除典试委员会外，又成立襄试委员会和监试委员会，亦由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组成。襄试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典试委员会做好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的临场监考工作，则由监试委员会负责。各委员会委员名单事先绝对保密。考试前半个月，国民政府向各委员致送聘书。国民政府聘书一到，各委员立即到国民政府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各委员宣誓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委员一人监誓。国民政府主席亲自授予各委员梅花章和黄缎绶，以表示对考官的礼遇尊敬。宣誓典礼一结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有关高官欢送各委员进入考试院宁远楼入闱。汪振国回忆说：“入闱仪式很严肃，由考试院正中大门，过‘青天白日’厅，登石级至考试院大礼堂；然后举行茶会，戴传贤（季陶）捧茶祝贺；再经‘天下为公’厅，出厅门即为宁远楼。委员相率登楼后，戴传贤即亲自将楼门加锁，并用盖有考试院大印的红纸封条加封，入闱仪式至此结束。”“从此，这些典试委员、襄试委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任何公私函电皆禁止投递，形同禁锢。要等到考试完毕，正式发榜之日，才由戴传贤亲自启封开锁，将这些委员迎接出闱，参与发榜仪式。这样的禁闭生活，至少在两个月以上。”＇3＇这些委员们，虽是革命元老、学界巨头、政坛显要，但一旦入闱，便老老实实地接受“囚禁”，吃喝拉撒睡都在宁远楼内，不与外界通任何消息。据说，抗战前的几届考试中，入闱委员因特殊原因出闱者，仅1933年有过一例。这年的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入闱期间，行政院长汪精卫有一件重大的外交问题，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汪精卫与考试院长戴季陶商量，报请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完这一问题后，于下午五时返回入闱。

在考试过程中，命题和阅卷是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典试委员入闱后，首先要做的是命题。命题分科进行。每一科目的试题，由典试委员会拟出两套，报送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在两套中圈定一套，密封后送考试院院长核定。考试院院长核定后再密封送回。试卷的缮印是一个容易泄密的环节。宁远楼内的缮印室紧邻典试委员长办公室。在整个缮印过程中，由典试委员长亲自监督。试卷印好后，分科弥封。在考试开始前，试卷由典试委员长保管。每场考试开始时，将试卷送考场分发。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卷密封送宁远楼，交给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再分给典试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拟分，再将三个委员所拟定的分数加以平均，即为试卷应得的分数。由于命题以后，每一试题的评分要求，典试委员都经过商讨，因此各个委员的初评分数差距并不大。这与前清科举考试的考官入闱分房抽签阅卷相比，是有所改进，因为一份卷子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偏颇之弊可以避免，也不会遗漏真才。”＇4＇

高等文官考试采取梯次方式进行，分次淘汰。第一试为甄录式，第二试才是正式。第一试不及格者则被淘汰，及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试。第一试和第二试都为笔试。第二试及格者，最后还有一次口试。考试科目中虽也有“党义”这种东西，但历史、地理、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科目，则试题往往十分高明，颇能考出真才实学。参加了1931年第一届“高考”并成为“开科状元”的朱雷章回忆说，这届“中国近代史”试卷中，有一题是“清代经营治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康藏的经过及其得失”＇5＇，这样的试题就既能考出应考者的书本知识，又能考出其眼光、胸襟。参加1936年第四届“高考”并被录用的汪振国则说：“从历届考试的结果来看，国文、历史试题的应考者，能述古论今，讽议时政得失者，往往得高分，中高科。这是由于命题阅卷委员多是大学名教授，虽无权位，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和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他们希望通过考试，不但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希望能得器识宏远、直言敢谏之士参与政治，革除弊政，造福民生。因此，对答卷的要求，不仅要就题论题，而且要有议政的勇气，敢于借题发挥，切中时弊。”＇6＇最后一试口试及格者，方被录用，取得“公务员”资格，一般分配到中央和省级各机关部门担任科长一类中级职务。在考试中表现特别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