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上被杀。
1930年12月27日，张率部孤军深入龙冈地区。而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又恰逢细雨浓雾。红军凭借天时地利，又有英明的指挥，遂将张部击溃，张本人也被活捉。——这是关于张辉瓒被俘经过的通常说法。
但著名现代报人和民国史专家陶菊隐在1934年8月出版的《政海轶闻》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张奉令进剿东固，因后援未至，不敢深入。但蒋介石督责甚严，并且说因为赣兵顿兵不进，致使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患。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十分惶急，一封接一封地给张辉瓒打电报，促其速进。张于是给鲁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明拟缓进二日，并详述了自己的攻守策略。信成后，遣一部卒送往南昌。该部卒雇一挑夫，而呈鲁密信亦纳于挑夫肩上之行囊中。途中遇敌，部卒窜走丛莽间。敌去后，觅挑夫，已不见踪影。部卒惧罪，仍然赶到南昌，面见鲁涤平，口头报告了他所能知之情，却绝口不提密信丢失之事。鲁问何时进兵，部卒不能答。鲁于是再次电令张速进，口气极为严厉。张认为，缓进理由既已详陈，鲁仍令速进，一定是疑心自己胆怯畏葸了。不得已，遵令南进。而那在途中失踪的挑夫，却是红军奸细。张致鲁密信早落入红军指挥员手中。对张的行止思虑，红军方面了如指掌。这样，张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陶菊隐说，张辉瓒被捉时，毛泽东忽然出现，“趋握张手曰：‘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顾谓卒曰：‘此吾旧友，宜善视之。’张默然无语。”这样说来，毛与张应是长沙时的故交了。
张的被捉，在共产党方面是巨大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据说张辉瓒平生不二色，与妻子伉俪情深。张妻闻讯，找到蒋介石，愿意倾家荡产，救出丈夫。蒋介石也同意赎救张辉瓒。得到南京方面的认可，鲁涤平于是积极行动起来。而据说中共高层，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也主张不杀张辉瓒，愿意与鲁涤平做成这笔交易。双方开始谈判。鲁涤平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可装备5000余人的检械弹药等为代价，换回张辉瓒。
双方先在上海谈，后在南昌谈。1931年1月28日，谈判正在进行时，“苏区政府”在江西吉安县东固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的群众大会。据说，是群众要求在大会上公审张辉瓒。张辉瓒遂被押到会场，会场上“剥皮”、“抽筋”、“点天灯”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祝捷大会于是变成公审大会，张辉瓒当场被杀，被杀后尸体被挂在树上示众。不久，群众又把脑袋割下，钉在一块木板上，放入赣江。在南昌谈判的中共代表，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大为惊恐，立即化装逃走。
张辉瓒终于被杀。我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死，能起到鼓舞士气、增强群众信心的作用，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在毛泽东那里，“政治账”永远高于“经济账”。
赣江下游的国民党部队从江上捞起了张辉瓒的首级。首级运到南昌，鲁涤平命令买了几段大楠木做棺材，命南昌最著名的雕刻专家，按比例做了木身，又给木身套上中将军服，再将头颅安上入殓。鲁涤平并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3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则发布公告：“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枢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张辉瓒棺椁运抵长沙后，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最后葬于岳麓山腰。陶菊隐说：“湘人开会追悼，其旧部范某诔之曰：‘感公知己十年前，闻道没全师，天涯欲祭疑公在；受命专征千里外，伤心问忠骨，江波无语载元归。’一时传为绝唱。”仅从文学角度看，这挽联写得实在不赖。
蒋介石亲拔巨款，为张辉瓒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墓前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题写的“魂兮归来”。张辉瓒的墓，“文革”中理所当然地毁于“红卫兵”之手。不然，今天也是岳麓山上的一处“景点”，能为长沙市的GDP做点贡献。
我有时想，把一个人的头颅割下，再用铁钉钉在木板上，——需要怎样一种“心理素质”，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2007年7月15日
鲁迅亲属与鲁迅
鲁迅亲属与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的，只是在鲁迅身后，鲁迅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而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则是因为读了《南方周末》上《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迅之名奔忙》（2006年8月24日）一文而有所感矣。这篇占据近半个版面的文章，介绍了周令飞先生正在怎样“为鲁迅之名奔忙”。这一“为”字，使得语意有些暧昧。我想，把“为”字换成“借”字，就明白多了。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周令飞先生正在从事各种各样以“鲁迅”命名或与鲁迅有关的活动。拍名为《鲁迅》的电影，拍名为《中国文豪鲁迅》的电视剧，也就罢了，连“南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也参加，就让我颇有些惊讶了。
周令飞先生为自己的“奔忙”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从亲属的立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了。
说到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应该先说到周令飞先生的祖母许广平先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即搜集有关资料、出版鲁著作、撰写回忆文章。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的著作，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宣传和研究鲁迅，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毋庸讳言的是，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在回忆、描述和塑造鲁迅形象时，许广平先生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错讹和歪曲。“文革”开始后，许广平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其中对鲁迅的描绘和阐释，是严重违反实际的。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中，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正先生1979年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对许广平“回忆”中的多处差错进行了纠正。数年前，我也曾发表题为《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的论文，研究了许广平先生在“改写”鲁迅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研究了她这样做的“苦衷”。
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稻粱谋，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十多年间，也写了十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出版。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还口述了《鲁迅故家的败落》。这些，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把鲁迅往“文革”的战车上绑，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是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颇有腹诽的。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但周令飞先生如今忽然“为鲁迅之名奔忙”，就不免令人疑心他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了。鲁迅曾长期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感。鲁迅如果又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那后果是什么呢？
临末，我忽然记起鲁迅留下的这样一条“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2006年9月10日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胡乱翻书，我往往惊叹中共在建国前“统战工作”之出神入化，而周恩来则堪称“统战”方面的大师、巨匠。
手头有一册《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作者万亚刚。这个万先生，1929年19岁时，即进入国民党“中统”，又随国民党去台湾，仍在“中统”服务，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老特务。《国共斗争的见闻》所收文章，大都是记述作者亲见亲闻之“国共斗争”故实。书中有一篇《“统战”何足惧》，说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文章说到抗战时期的一件事：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会画几笔，在重庆开画展。展出的画中，有一幅“岁朝图”，上面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哗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诗所咏者，乃红军“长征”途中，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笑话。周恩来知有此画，即着人买下。1945年7月，黄炎培参加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赴延安，走进毛泽东会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