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个人的显著特征,在谈论人时,不能把这些特征从具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另外,马克思也认为不存在着普遍的人,所谓人就仅仅是贵族、资本家、农民、商人、工人,即不能把具体的人所具有的社会的、阶级的、阶层的特征从具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当然,我们还可以说,不存在着普遍的人,而只存在着工程师、医生、律师、公务员、教授、作家等,即在具体的人身上显示着职业的特征。甚至更进一步说,具体的人仅仅是由他的名字所特指的这一个人,这既包含个人的特征,也包含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和其它的诸多特征。
人在拓展自身的具体性时有两条道路:一、聚合大量独特的质;二、最大程度地克服分割主义,最大程度地实现共相性。这里,具体的事物不是部分的,而是共相的。那些具有分割主义特征的量,也许就是贫乏而非丰盈的佐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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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终烙有抽象性的印记。
一个人纯粹作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或者纯粹作为贵族、资本家、公务员、教授,那么这个人主要地还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丰盈的人。
具体性即整体性,所以具体性不取决于分割主义特征的量。最具体的人也是共相的人。他攻克了排他性和封闭性以及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自我确定。然而,具体的人一旦被纳入共相主义,他的一切便会在自身的排他性中显示分割主义的诸种特征。
选择做俄罗斯人,或者选择做哲学家都无可非议,只是存留在哲学使命和哲学专业中的分割主义的排他性,实在糟糕透顶,它扼杀人的具体性和整体性。
共相性是圆满丰盈的结晶。具体的人是社会的人,不能把人从他的社会性中抽象出来。人的纯粹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性的完全抽象,这会把人铸成抽象的生存。剖析人时,视人为纯粹的社会生存,也就把人放在了奴役的位置上。人的本性的客体化,就是人被整塑成由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那种部分的特征所组装出来的生存物。这种人自以为拥有整体性,而那整体性却是一种幻象。
这种人不再是具体的人。
具体性是共相性的实现。具体的人不是被决定的人,而是自由的人。那些热衷并受限于自己的社团、政党和职业的非个体性提拔的人,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
是人造生了人对社会的奴隶式的依附性。当人把社会实体化,构想有关社会的种种神话时,就造生了这种依附性。
迄今为止,宗教信仰、道德价值和对人自身的认识均受到社会作用的扭曲,但这却被社会称为真实性,即关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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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真实性和关于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共同性的真实性。
认识便极大地依附于这种共同性,并由此炮制出认识的必然性的社会学。
对于这,我已在自己的其它书中多次论及,现仅围绕本书的主题来谈。
人进行认识,这是社会的生存,不是封闭隔绝的生存。
认识之所以携带社会性,是因为认识依赖于人们交往的形式,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共同性的等次。认识中的那些人人依从的逻辑的准则,也携带着社会性。但从更深意义上讲,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即是依赖于人的精神状态。换言之,人的社会关系对认识发生作用时,应奠定在精神共同性的等次上。
认识中的决定论,特别是科学中的认识的决定论,完全致人于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王国。它所依赖的社会关系,是建在人们的精神共同性的较低等次上。当人们认识那些人人依从的逻辑的准则时,基点往往置于人与人之间的封闭的交流中,往往顺应无序的世界。这谬误不在于具有正面价值的认识的本身,而在于认识要植根于世界和人的精神状态。在认识中显现联合的逻各斯。若要揭示它,则须立足在精神共同性和精神状态的等次上。社会的逻各斯是客体化的逻各斯。
这里存有悖异:在数学和物理学中的认识最具有人人都依从的性质,而较少地依赖于人们的精神共同性和精神状态。
对持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性和不同阶级性的人,它会产生一致的结果。相反,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关于精神、价值)
中的认识,则较少地烙印着人人都依从的性质,较多地携带着精神共同性。宗教性的真理具有最少的人人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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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性质,因为它生存的前提即拥有最多的精神共同性。但是,在这样的真理中,它所蕴含的宗教的共同性,向内——则显示最多的人人都依从的性质,向外——则显示最少的人人都依从的性质;同时还显示最多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由此可证实,认识的自主是相对的,它离不开人的整体生存和人的精神生活。认识依赖于人是什么,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当涉及人生存的意义、价值、精神时,认识的这种依赖性则愈加突出。
认识具有不同程度的客体化。数学认识中的客体化程度最强,最彰显人人都依从的性质(这尤能吞噬整个文明化的人类)
,最远离人的生存,最远离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通常是:认识愈显示客体化和人人都依从的性质,则愈舍弃人的生存。在真理性的意义上,客体化的和人人都依从的事物更显示“客观的”那一面;最少客体化和最不具有人人都依从的性质的事物,则属于“主观性”王国,即更少立足于真理的经验的层面。在这一点上,常见的错误是把真理性等同于客观性。实际上,真理性的标准在主体中,不在客体中。客体是主体的建构。认识的唯心主义理论信奉客体为着主体而存在,这是幻象。客体经由发生了客体化的主体所建构。客体和客体化不为主体而存在,而是奴役主体。也可以说,这是主体以客体化奴役自身,营造决定论的王国。或者说,是主体跌落进它自身的外化的统治中。于此,人受社会奴役的基础是构想客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承认把真理性与客观性的等同起来便十分荒唐,那么同样的荒唐也见于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等同。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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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在主体性中,不在客观性中。客观性仅具有第二位的反映的、象征化的真实性。人进入象征化的真实性时,是“象征化”奴役人,而不是“真实性”奴役人奇Qīsūu。сom书。人受社会的奴役,首先便受社会的象征化的奴役。社会自身即是象征,而不是基本的真实性。
客体化认识中的决定论也携带有象征性。
凭藉个体的行动不能摧毁客体化世界,它只能使人远遁这个世界,龟缩在个体人的内在封闭的自由中。摧毁客体化世界是社会的和历史的行动。这种行动意味着拓展人界的最高等次上的精神共同性,即由此绽出另一个世界的奇迹。这需要一种全新的认识。对整体的真理,唯整体的精神才可能认识。整体的真理不服务于客体化世界的有机化。
末世论的前景有自己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方面的阐释。这个世界终结之际,必定蔚为奇观:客体化最后被攻克,人彻底脱出客体性的统治,彻底脱出作为客体性的形式之一的社会的统治。世界可能正走向这一终点。我们期待世界这一终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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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明与自由:文化价值的诱惑。人受文明的奴役
人不仅受自然的和社会的奴役,也受文明的奴役。这里我是在广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即把文明联系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关于文化价值的论述,我放在本章的后面。
为着从自然的自发力之胁迫下解放出来,人创造了文明。
人发明和制造工具,把工具放置在人与自然之间,以作为人抵御自然的一块盾牌。但接下去,人则无止境地改进和完善这些工具。于是,理智被奉为人的最强大的工具,在理智中展示了人的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精明性。人的本能也因此被削弱,人的有机体开始离析,因为在与自然的争战中,有机的工具让位给了机械的工具。每个时代的文明人都见到:当人走出自然时,人却失去了自身的整体性和自身的原始强力。
人不能不沉思文明的价值。
人彼此结成一体,是为着战胜自然的自发力和文明社会的有机化,但人也随之迅速制造出人压迫人的大量事实,迅速确立统治者与奴隶的关系。文明长足挺进,置大多数人(劳苦群众)
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深渊,而这一切还得到文明的客观价值的认可。我想,如果文明的产生务必经由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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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压迫和社会不平等,那这样的文明大可不必再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并非现在才感兴趣。许多思想家为它早已殚思竭虑,像卢梭、列夫。托尔斯泰便抗击过文明,他们的抗击向我们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
卢梭一直怀疑文明的合理性。
的确,文明并不合理,这不仅在于文明造生社会的不平等和剥削,还在于文明阻止人拓展自身的整体性和自身圆融充足的生命,把人贬成了奴隶。无论如何,文明不是人生存的最后目的和最高价值。文明应解救人并给人以解救的手段,但文明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所以文明携带着奴役的基因。文明不仅奴役人,把人造成文明的奴隶,文明也奴役自身。
现在问题是:如何抗击文明?
当然不能像强悍的野蛮人和善良的自然人那样,凭藉自然的本性去抗击。那基点取于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枪炮”早已老得不能再老。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