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 第47部分

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因朝廷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公司资金链出现危机，位于云龙岭的在建工程“商战大本营”被迫停工，成为人们关注的烂尾楼。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师师以情色公关，朝廷开始向公司注入资金。公司也因此被改制为国有企业，《水浒传》称之为“招安”。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公司与江南方腊展开竞争，方腊大败。公司亦因此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混江龙”李俊请命开拓南洋市场，建立第一个海外子公司。

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江被朝廷调任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与此同时，“玉麒麟”卢俊义被调任泸州安抚使，“智多星”吴用被调任武胜军承宣使，“大刀”关胜被调任大名府兵马总管，“双鞭”呼延灼被调任御营兵马指挥使，“小李广”花荣被调任应天府兵马都统制。公司随后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小旋风”柴进也被调任为横海军沧州都统制。这个职位看似军权在握，其实是个闲职。好在事少钱多离家近，柴进有的是闲情雅致，把自家的庄园伺弄得欣欣向荣。他曾经向林冲讲述的鬼故事，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版本。有所不同的是，故事的主角从王伦变成了宋江。

故事说，宋江年轻时酷爱登山运动，某女与之要好，也相伴在身边。这是一支八男一女的登山队，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活力。然而，当来到一个山坳时，他们遇到了极其恶劣的气候。经过讨论，留下某女看守营地，其他人按原计划继续攀登。某女在营地上等呀等呀，等到第七天，人们终于回来了，同时也带回来一个噩耗—她的情郎宋江在出发不久就遭遇了不幸。

算起来，已经是宋江的头七了，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死者的鬼魂会在头七的晚上回来寻找他的亲人。于是人们围成一个圈，把某女放在中间，唯恐她遭到鬼魂的惊吓。时间漫漫地到了午夜，宋江突然出现，浑身都是血光，一把抓住某女就往外跑。某女吓得哇哇大叫，极力挣扎。宋江只好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说，在出发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山难，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死了……某女再一次毛骨悚然，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

究竟谁是鬼？是宋江还是他的七个同伴？这个问题变成了故事的悬念。但据柴进说，宋江的那位女友名叫赵元好，青春而又美貌，长相与李师师颇是相似，受了这场惊吓之后便一病不起，直至凄然逝去。宋江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妻室，便是因为他对赵元好的愧疚，直到他遇到阎婆惜。

李师师的故事也有了新的情节。多年以后，她已经年老色衰，不仅失去了皇帝的宠爱，也遭到了顾客们的冷落。就在此时，“浪子”燕青找到了她，表示要娶她为妻，与她共享人间的真爱。这可太令人意外了，作为一位资深美女，李师师此前几乎从未觉察过他的存在。

这有点像一出老套的言情剧：①地位卑微的少年郎第一眼便爱上了风姿绰约的贵妇，但在此后暗恋她的漫长岁月里却一直无缘向她表白；②后来贵妇落难了，苦恋多年的他风尘仆仆地携着毕生的积蓄前来救援，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③贵妇欣然接受了他的雪中送炭，但在她心里，这位痴心的老粉丝不过是一个乘人之危淘了便宜货的破烂王。

后来，燕青带着李师师定居在杭州钱塘江畔。他们是否生活幸福，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又有人说，燕青本性施，定居杭州以后改名施青，号耐庵。和“小旋风”柴进一样，他也经常满怀激情地向人们讲述起当年在梁山创业的故事，并因此成为深受人们喜欢的书会才人。讲来讲去，便讲出了一部《水浒传》。

祖花先生曰：

《水浒传》流传于民间，原有各种话本。自明朝嘉靖年间经郭武修订刻印以来，又有二十多种版本，如百回本、百一十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一十七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等，不一而足。至于明末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又有七十回评点本。今我选料而水煮之，则仅剩二十个章节和这一篇尾声。

本书以高俅踢而始，以宋江与高俅切磋艺而终。以王伦的鬼故事而始，以宋江的鬼故事而终。以林冲悲愤离职而始，以林冲悲愤离世而终。以美女张氏离婚而始，以美女李师师结婚而终。如此，以文学的方式演绎人性与管理，也算是我自《水煮三国》以来，又一次实验性的创作吧！

李贽曰：“《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始终。”我如今选料而水煮之，看似戏谑，却也有许多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激切之情在其中，故曾有意名之曰《激情水浒》。

金圣叹曰：“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此才情天构之说也。想我乃一小小书生，没有什么天构的才情，也不懂什么左笔右笔正墨反墨，却在此大涂其鸦，只怕有辱了斯文。因此于苦心著书之后，又多了这许多的惶恐。

我很激情（后记）

我首先要感谢方希。她是《水煮三国》中文简体字第一版的策划编辑，亦可谓是我的老师。按照她的计划，《水煮三国》之后，就应该是《欢乐水浒》了。

每次看《水浒传》，都会联想到今日的商业社会和民营经济。充斥于其中的暴力和权谋，也会让我联想到今日流行的狼文化。我感到难受，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案。我接受了方希交给我的创作任务，勉为其难地写了三四万字，心情便已经陷入了极度抑郁之中，只好一个删除键将所有的心血付诸了灰飞烟灭。

其次我要感谢汤杰。她是《职业女性》杂志社的编辑，前来向我约稿。我于是又想起我的任务，便答应一边写一边连载，直到全书完稿，便可向方希交差。没想到我的心情依然无法调整得很好，只写了四期，便再也写不下去。值得庆幸的是，这四期的稿件却好像火种似的保存了下来，直到七年后重新点燃我的创作激情。

在这个过程中，《水煮三国》所引发的“三国热”也把我裹挟了起来。一时间，“说三国，论管理”蔚成风潮，涌现出许多慷慨激昂的大师，发表出许多哗众取宠的言论，即所谓“大师放屁，非同凡响”是也。而这些大师们所鼓吹的，却正是令我这只小山羊惊骇的狼文化。他们极力赞美曹操的暴力和权谋，把他包装成一位雄才伟略的领导者。他们批判《三国演义》，说它虚构了历史，并以此为借口给曹操翻案。在某一个场合，我因为质疑某一位教授的学术道德问题，遭到网民们铺天盖地的谩骂。在这个宁做真小人的年代，我成了万夫所指的伪君子。

我不愿意做伪君子，也不愿意做真小人，而希望自己做一个知错就改的真君子。我于是三省吾身，我究竟做了什么？什么是我应该坚持的？什么是我应该翻然改正的？我从此陷入了越来越深刻的沉思中。

事实上，我们争论的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而是我们各自的价值观。某教授指责说，“桃园结义”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他是否知道，《三国演义》为什么要虚构这么一片桃园，而不是杏园、竹园、梨园？赤兔马也是虚构的，又有谁能够看懂赤兔马的文学意义？诸葛亮被称为“卧龙”，而今又有谁能够懂得“卧龙”的典故由来？《三国志》是一个论据库，《三国演义》也是一个论据库，学者们不过是在采用这些论据来论证自己的价值观，玩弄着一种自圆其说的学术游戏。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使得强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控制局面，也使得弱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改变命运。与此同时，纯真、善良和被中国人奉行了几千年的道德却遭到了怀疑和鄙弃。盛行于中国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和肆行无忌的价值观，使得那些曾经被目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学术操守。他们不思独善其身，反而在为人性的恶寻找各种合理化的解答。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只有被包装的大师。

我们需要的不是批判性思维，而是理解性思维。曹操需要的也不是翻案，而是理解。只有良知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其中的真相。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认为历史与良知无关。我不明白，若是没有良知，那些大师们究竟用什么来研究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价值观最终演变成了众说纷纭。在众说纷纭中，历史早已丧失了引以为鉴的价值，而沦为了现代人自作聪明的谈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当所有纷飞的思绪像大雪似的覆盖了我的世界，将我置于千山之外、万径之外，我便突然获得了孤舟蓑笠翁一样的宁静。喔，不，我甚至连孤舟蓑笠翁也不是。我是那位观照着千山、观照着万径、观照着孤舟蓑笠翁的诗人。我停止了跟这个世界的争论，静静地观照着它。

这个世界需要的也许不是争论，而是观照、理解与幽默。我又想起了搁置已久的创作任务，就像我当初创作《水煮三国》那样，嘲笑又重新浮上了我的嘴角。我把昔日的《欢乐水浒》更名为《激情水浒》，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部小说。作为一种被命名为管理文学的创作，这部小说显然比《水煮三国》更具文学性。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所谓《激情水浒》，亦可作如是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它观照着我们这个少有欢乐、却充满了激情的年代。甚至于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的心中都充满了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激切之情。

最后我要感谢潘岳、李英洪、王强和舒婷，他们是《激情水浒》的第一读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