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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与汶川同样惨烈的一场地震，只因时代不同，所以故事不同。相同的也许只是人情的温暖，人命的可贵，还有，那腔在苦难中才会燃烧的热血，和被热血烧尽的青春！
——《死于青春》序
11。人之将老，心也童真
我一向的自我感觉，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某日无意看报，忽然发现自己已被称为“上一代作家”，心中大为不悦。原以为我这一代尚未开始，在他人眼里，如何就已成为“历史”了呢？
后来慢慢体会，才觉此言并无不公。从世纪之交开始，社会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受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日新月异，变化无常。四十岁以上仍做长篇写作的，已是强弩之末；五十岁以上仍拒不退席的，更是自寻无趣，皆因思想僵化，大脑迟缓，对信息的占有和意识的更新，已无法快速完成，生理上的新陈代谢和外部世界的变迁速度，已不相适应。过去一个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端坐十年潮头，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能领三五天风骚，已经非常不易。近来年长篇创作低龄化的现象，以及辉煌一时的作家转眼沉寂的现实，想必并不偶然。
所以，我也开始料理后事，回顾往昔，整理旧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我的那些粗糙文字，通俗故事，以精致的装帧，经典的外观，集合成套，供自己和友人收藏，作为摆在案头的一种自赏和盖棺论定的一份虚荣。
据说老人的心理总会多些童真，我最近忽然倾心去写卡通故事，也许便是一种人之将老的临床病候。所以这套总结式的集子以“绘本”的形式面世，不仅正合我意，也可算作对这个视觉时代的一个无奈的致敬。
——《海岩长篇小说绘本集》序
12。向读者说再见
在一个读秒时代让读者跨世纪跨千年地去听一个与他们并不相干的漫长故事，这对说故事的人显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玉观音》在情节上依然进入较慢，何况原本更适合一气呵成的阅读又被无奈地切割成将近二百个小段，可以料想在小说渐入佳境之前我们随时可能发觉：读者已经烦了！读者最严厉的抗拒不是读后的口诛笔伐而是根本就不再读它。我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北青报会在某个早上突然“非常抱歉”地通知我：由于“版面调整”或其他原因——原因是很好找的——您的小说将停止连载——这样的收场对我来说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但如果北青报是一家对读者负责任的报纸的话，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从“抗拒”中解脱出来。
于是，当杨瑞终于讲完了他与安心的悲欢离合，独自回家等待深夜响起的敲门声时，我暗自庆幸，我的《玉观音》和其中那些还能被你们记住名字的主人公们，终于未被厌倦，甚至你们其中有些人还爱上或恨上了他们。无论如何，《玉观音》是北青报迄今为止连载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这是你们，这么多读者伟大的耐心所成就的，这无疑给了我今后向人吹牛的资本，所以我必须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鼓励，我很想把我的另一个见闻也写成文字。如果你们想看，我也许会在今年夏天或者另一个可以预见的时候再次向北青报申请一块版面，也许会找一家出版社麻烦你们一次性看完，到时候再说。
——《玉观音》北青报连载序
13。我已山穷水尽
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故事性最弱的一部，本不宜分段拆读，也许北青报为顾及我的面子，才坚持将它载至结束。
时下报刊连载，多选最热图书，如《不过如此》；最热人物，如李响与米卢；最热事件，如厦门远华……至于小说，假使不靠某些新闻话题或社会现象预先炒热，如韩寒之《三重门》和痞子蔡之《第一次亲密接触》，这年头谁看小说？尤其是卿卿我我，言不及义的爱情小说。
所以我在写完此书后就对北青报的一位记者说过，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部爱情小说。最近几天的思想更悲观了，我甚至想，但愿它不是我见好就收的绝笔。
当这个念头出现时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它并非缘于对寂寞文学的失望，而是缘于对我自己的失望。我最怕向读者坦白的是：我已经枯竭了，没有灵感，没有激情，没有创意，只有对读者的恐惧。
我说过，我最熟悉的生活其实在商界和官场，这一段积累才是我真正的宝藏。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编不出爱情故事而不得不过早动用这份“家底”的话，那就说明我一向引以为荣的浪漫情怀和年轻心态，已彻底老去。
去年六月《玉观音》完结时我曾与读者相约再会，今年六月我如约带来《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当《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就要曲终人散，明年如何无人相问。也许人人都不难看出，海岩早已山穷水尽。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北青报连载序
14。作品杂谈
谈《便衣警察》的写作
我生长的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当时《红岩》、《林海雪原》等一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很深。我的那个年代文字一旦印成铅字，就成了真理，很神圣。直到后来我在小报摊上买到一些低级小报，什么都有，我就开始彻底转变我的观念，我想我写的肯定比那个好。
我这样想，也这么做了。1982年，我写了第一本小说《便衣警察》。
写作《便衣警察》的1982年赶上新时期第一拨伤痕文学，问题小说的尾巴。我自己由于家庭影响、所受教育，强烈有感于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对个人生活，特别个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我的《便衣警察》与那些伤痕小说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正面，结局也很完美。我也写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别乐于并自觉地写了政治风云对个人命运的主宰与影响。
谈《永不瞑目》、《玉观音》
写《永不瞑目》之前完全不了解不熟悉毒品这块。
写《玉观音》缘于几年前看到一部反映禁毒的专题纪录片《中华之剑》，里边有一个专搞化装侦查破毒品案子的公安民警。由于破的案子多，他的身份逐渐暴露不宜在原地原样生活，只好由组织安排他和他的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镜头前的那张脸被遮蔽上马赛克。看到这，我感到强烈震撼：谁能想象得到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类人呢？后来在写《玉观音》时，我想起这人，并把这个人物变成年轻美丽的女性——安心。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我当过警察，肯定搞过禁毒，所以把贩毒分子和吸毒者写得那么真切。其实，我写《永不瞑目》最初是国家禁毒委的同志约我写个禁毒题材的小说，我就写了。当时我连什么叫海洛因，什么叫大麻，都不是特别清楚，对毒品的知识基本是空白，我没缉过毒，也没去过戒毒所，我全部禁毒知识来自《青少年戒毒教育》手册、《国际戒毒指南》和我国的戒毒法。从这些书中，我了解了毒品的分类、吸毒人员的分布、吸毒程度的确定、吸毒的危害等等，了解了以后我吓了一跳，感觉非常恐怖。基本上握了毒品知识，写出来不会太外行或出技术上的错误。一些我的同事看了后都说，一定要给他孩子看。倒不是艺术上怎么打动他，而是觉得他孩子看了后再不会碰毒品了。
谈《玉观音》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里的林星的选择可以叫大义灭亲，但是大义灭亲要看灭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偏吴长天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甚至在很多方面是道德楷模，被很多人看作成功的偶像，这时的大义灭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小说的俗套了。作家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把吴长天写得很坏再大义灭亲很容易，但我不希望这样来解释生活。这种复杂性也就是我的作品与一般商业小说根本的差别所在。不过吴长天还不是最典型的，这样复杂性的人物在我笔下迄今为止最典型的应该算是《玉观音》中的毛杰。年轻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善解人意和对爱情的执著，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罪犯，这份复杂的情感判断会更令读者和观众下不定决心。
过去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而现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都有不同的道德。我的作品只是如实反映了这种道德标准的混乱，并非有意借关于道德标准的争论制造商业性。
谈《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相比长处在知识与能力上，短处则表现在面对个人利益时比较自私。现在是一个信仰不足的商业时代，而独生子女的一代又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他们用不着学孔融让梨了，因为从小就没有这种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跟我们肯定存在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前不久我听到一首歌唱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这里面包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令人震惊。如果我笔下的年轻人暴露出种种道德上的问题，也许和我平时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私德是大于公德的，儒家道德追求的次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自我完善，然后推己及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所以林星的做法在一个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是很平常的，但在中国行不通。《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对吴长天的描写最突出的是道德治企，突出表现了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比如规矩和品德谁更重要，比如吴长天说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等，这些观念有积极因素但也有糟粕。如果对私德强调过多，将不利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眼下，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