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生最高成就，是“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人必须是充满爱心的。所以，儒家经典在谈治国平天下之前，先要谈修身齐家。齐家是指一个人要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子侄乃至家庭负责任、尽义务、这是一个人爱心的基础。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讲究由己及他。一个不修身，不对亲人尽责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服务他人、报效祖国、创天下大业的人物？修身之前还须诚意、正心，增加修养不能怀着投机心理和功利思想，否则你也提高不了人格修养。
第二，是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包括社会经验、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但有管理能力的人必定要具备｛文、｝某些知识层面。一个干部的｛人、｝协调能力、班组建｛书、｝设能力、非行政权｛屋、｝威的树立，都必须建立在其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之上。从本质上说知识与能力最终受制于文化修养的高低，而文化修养的提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细雨润物的过程，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来养成。
我用以上的观点，作为整个督导层干部培训的结束语。希望每一个督导层干部通过今后不断努力地学习，都能成为一个有优秀品格并为员工所尊敬、所爱戴的人，使员工不仅仅把你当成一个行政领导，更把你当成一个严格的老师，友爱的兄长，智慧的朋友和学习的榜样。
——在北方公司督导层干部培训班结业会上的讲话2、巨人的激情与梦想
莎士比亚说：“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
旧的理想、道德、秩序迅速瓦解，新的习惯、规范、制度尚未建立，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支撑，世界正在痛苦地犹豫，不知该向何方倾斜……
正像莎士比亚当年的处境和感叹一样，庞大的中国国有饭店产业如同一个巨人，此时也正在失去原有的支撑和方向，进入了一个彷徨的时期。国有资产逐步退出的产业导向，外资饭店大举进入的咄咄态势，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如何改革数以万计的国有饭店使之进入市场，达到国有资产有序退出的目的；如何在外国列强的全面覆盖下创造中国本土的饭店品牌，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国有饭店经营者的历史责任，成为中国国有饭店产业的前途所在。
这当然是一条没有前车可鉴的道路，但在这个转折的时代，每一个跋涉者都充满了激情与梦想，梦想成为新一代的产业巨人。虽然他们各自出发的起点和将要经历的路线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他们几乎都选择了同样的目标——通过产业重组，打造新型集团，建立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阵营。于是，戴斌先生的新著《国有饭店产业重组与集团化管理》生逢其时，它以全面翔实的调查，视野开阔的资讯，周到切实的分析，大胆创新的思想，在我们探索的途中，将成为极其宝贵的理论参考和操作指南。
已经开始饭店集团化运作的业界精英们毫不讳言他们面对的困难——排名全球饭店产业前十位的国际大鳄均已登陆中国，并且抢得先机，占尽天时，后来居上，品牌定位从二星级的经济型旅馆到白金五星级的超豪华饭店，目标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饭店市场。并且在产品经营、销售网络、资本运营、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对国有饭店形成强势挤压，在出租率、平均房价和GOP等主要经营绩效上，均大大领先于国有饭店。而国有饭店在提升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之前，还需要优先解决产权明析、重组构建、品牌梳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前提条件，因而生死未卜，因而步履维艰。
中国国有饭店产业应当生存，必须发展。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旅游市场将膨胀成为一块更大的蛋糕，到2020年，全世界的国际旅游消费将达到每年2万亿美元，平均日消费50亿美元。届时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国有饭店产业在此之前能否形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饭店集团，能否拥有赖以生存的自主品牌，能否在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分得应有的份额，无疑是产业前途明暗的标志，是决定产业命运的政府管理者、资产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必须逾越的高峰。逾越这座高峰，是他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当一个产业巨人站起之前，常常首先站起一个理论的巨人。《国有饭店产业重组与集团化管理》的著者戴斌教授，是中国当代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经济研究方面最活跃，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权威之一。近年来，他的学术研究在推动政府决策和企业改革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当我们看到这部新著宏大的构架和细密的论述时，完全可以预测，当未来中国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强国的时候，当中国的饭店集团和饭店品牌终于可以在国际市场尽展风流的时候，重翻这部在国有饭店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关键著作，它的意义，一定是划时代的。
——《国有饭店产业重组与集团化管理》序3、直面文化生态不能“居危思安”
文化的商业化正处于过激和无序状态中关于文化生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更适合于政府官员或者学者来谈，我冒昧来谈一点个人的感想。确实，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是否强大来考量的。文化是否强大和我们的文化生态有着重要关联。
文化生态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述，比如文化管制、文化自由度等等，这都是文化生态的重要方面。我想今天谈两个我感触比较深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文化的商业化问题。
文化的商业化，这些年谈得比较多，谈文化生态就不能不谈文化的商业化问题。如果我们把20世纪算作一个大工业时代，把21世纪算作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我觉得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变化。
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围绕消费展开的文化更多地与休闲娱乐和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
在我看来，只要是文化，就一定是一种情感活动，情感活动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情感的升华、净化和丰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以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的商业化，正处在一种过激和无序的状态中。
对电视剧而言看重的是收视率，对电影而言是票房，以它们的高低多寡来定生死，定荣辱，这等于把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缺点从部分推到了极端。文化本身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式和噱头；质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推广它的平台和营销的手段。我们看近几年文化的潮头人物，我说的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这些人及他们引起轰动的产品都不是文化含量很高的，而是赖于它强大的宣传炒作平台，化平庸为神奇，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这对文化长远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长远的发展，是没有太多好处的。
文化商业化缺乏理性
我们讲讲电视剧。
从事电视剧行业的人都知道，现在大家的脑筋都不是动在创作方面，首先想的是选材，什么题材好卖就拍什么；其次是演员阵容，无论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只要他有收视号召就一定是重金约请；再下来是炒作，吸引观众。
现在，电视台把收视率放在了决定一切的位置，绝大多数档期都是以收视率的高低来定价格的。收视率这个东西其实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前阶段电视剧《亮剑》的收视率很高，这首先是由于它是军旅题材；第二是因为它放到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这个平台来播，因为这一时段的收视主流群体是中老年人和干部，如果把它放到央视八套，这一以年轻人和追求纯娱乐为目的的收视群体的频道上来，他们对《亮剑》这种题材就不一定有兴趣，收视率马上就会下来。
收视率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尼尔森和索福瑞的收视率统计方法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相差很大。现在，在北京装有5000个收视率的统计器，这和欧美家庭每户都有收视率统计器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我们今天有一万个人来听讲座，从中找三个人，其中两个人说海岩今天讲得不错，能不能就得出有66。6％的听众认为今天海岩讲得不错这个结论？但就是收视率，这样不“靠谱”的东西坐上了中国电视文化总裁判的位置。可见，我们文化的商业化到了多么缺乏理性的程度。
再说电影。近两年来，商业片的质量和它宣传炒作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觉得艺术片肯定都是讲艺术的，但其实几乎大多数的艺术片都有着精密的商业策划。
投资艺术片的人之所以不投资商业片，完全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因为中国每年有几十部外国大片引进，加上一些国内的大制作商业片，一年一共52个星期，艺术片很难排上档期。所以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专门制作艺术片到海外的电影节上去拿一些奖，拿到奖多少可以卖一些拷贝，回到国内也算是师出有名。
有人嘲笑说，中国的艺术片不是给13亿中国人民拍的，而是给世界上其他52亿人拍的。拍艺术片的人会告诉你，他们的目标是哪一个电影节，这个电影节的选片风格是什么，甚至评委会的主要风格、取向是什么，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些的。所以我认为艺术片也在向商业的路线走。
我们再说小说。现在最好卖的小说不是海岩的小说，最好卖的是“80后”作家，甚至是“90后”作家的小说。因为青少年是图书的主要购买者，所以“80后”、“90后”的这些作家创作的小说，无论其风格是否重复，内容是否稚嫩，一概被出版商热烈追捧，强势推出。
“眼球经济”让新闻也走火入魔
再谈我们的新闻。我接触过的大多数记者非常有职业素养，但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些现象也让我颇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