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 第51部分

在这里，中国的同性恋者有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社会完全接纳了同性恋，同性恋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倾向，其实，大多数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地接纳了同性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人对同性恋的知识比较普及，有时人们反不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比如，对于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茫然无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于因此暴露性取向。当然，从目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松程度看，中国远远不及西方，被别人视而不见而苟且得到的自由与社会的正式接纳显然是两回事。

关于挽手的问题，　调查对象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有个同事刚刚结婚，是个复员军人。他不是同性恋，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说你干嘛这样？　不要这样。他说他习惯了。”

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记者到北京来，看到满大街男人搂着男人的肩膀，女人挽着女人手，大为惊异，写了篇报导说，同性恋在中国十分公开而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中国与西方在同性之间身体接触规范上的差异被他们误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当然知道，这远不是同性恋，中国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还相当innocent（天真烂漫），勾肩搭背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可能对同性恋这回事一无所知。费孝通曾描绘过中国乡村的人特别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间会保持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的情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较系统思考过“公开与否”这一问题的一位“老年同性恋者”提出了“三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露”：

“不轻易显露性取向。在某些性开放的国家中，人们常用单侧挂耳环来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便于人际交往。但在'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里，同性恋者一般还是以随大流为好，不要轻率地标榜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要参与可能传播性病的高危活动。当然，不婚独身也是一种显露，但面对那些性无知者的挑衅，沉默不言基无可奉告是最高的轻蔑，最好的回答。对于热衷于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的小人，只有'横眉冷对'才对得起他。”

一位大学生以社会地位作为自己不能公开身份的原因，　他说：“我这样谨小慎微，并不是以自己为耻，如果我现在是一们羽翼丰满的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会对我们的误解。正因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师长，下有同学朋友，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干，所以才不得不处处小心，否则我的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卵壳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位则是以怕亲友为此“受苦”为由决定隐瞒自己的性倾向的：

“我自己不怕公开（性倾向），但要考虑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很内疚。我想保密到父母过世。在中国走这条路很艰辛，我不希望兄弟姐妹为此受苦，不希望父母为此受苦。另外还有传宗接代的压力。”

“作为同性恋者，　我不太在乎别人最终看出我是同性恋，甚至有时我想故意去暴露以求一种奔放的快感。可我不能做！我有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有兄弟，他们还以我为榜样呢！我还有亲戚，有单位。我不仅被洗了脑，也得顾及现实，所以即使有法律保障，也不见得要自曝光于街市。”

有的同性恋者表达了渴望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愿望：　“听了《喜宴》　中gay　boy（同性恋男孩——作者注）向母亲坦白自己性倾向的道白台词，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和激动，真想将它转录下来寄给母亲，因为至今我仍然生活在对家庭亲人老师朋友的大谎言之中。但是，我认为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可能在我的头脑中，最主要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并不源于自己的内心体验，而是来源于另一个他！因为我至今还没找到Simon（《喜宴》　中的人物——作者注）这样的伴侣，以我孤身一人漂泊的身份，我根本无法面对最低限度要面对的谎言拆穿后的局面。我必须要有另一个人坚定地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　而且也要像Simon一样爱得让世俗的人也不得不感叹和羡慕。”

另一位同样看了《喜宴》　，却认为不能告诉父母，让他们分忧：“我看过电影《喜宴》。也许伟同（男主角——作者注）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可以接受现实。我不会跟父母摊牌，即使是他们觉察出有点苗头，都要抵赖。我不能把我应该承担的东西推向他们。”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担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不会主动让亲朋好友了解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例如，下面是一个主动寻求家人理解的事例，它说明，在有些家庭中，同性恋者主动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作法，其效果常常是好的，有助于缓解孤独感：

“我22岁那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以一封信的形式，向爸爸说明了我的情况。爸爸当时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所受的打击极大。我和爸爸是一起哭到天亮的，那是个撕心裂肺的夜！之后的日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开导我，劝解我，告诉我人生的路有很多不必强求什么，一切尽可顺其自然。不难看出，他的心和我一样痛楚，甚至还有过之。他认为他有责任，他有负疚感，我劝他不必这样想。爸爸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但我的压力时至今日仍很重。当然，这压力多半来自自己，似是无名的，情绪也一日三波。我承认我并不快乐。但gay中又有几人是快乐的！

“记得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前夜，　爸爸几乎一夜未睡。翌日，在我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远去北京牢记：一、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爸爸，救救我吧！我真的格了最大的努力了！二、向我许诺的三位一体的事，现在我和你妈妈都还活着……让我们怎么活？三、我的基本看法是，你既要在能随得了的痛苦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又要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采取折衷的办法，即双重性。四、我虽早已心碎，但仍充满希望！爸爸’便条的另一面写着：‘祝吾儿一路平安，万事神助！’每一字都渗透着殷殷爱子之心。面对这样一颗心，谁能不为之动容。神明啊，你们若也能感知，你们会作何感想？会不会生发怜爱之心？

“我不敢轻易地取出这张纸来看它，　触摸它，这分明是一颗精疲力竭几近破碎的滴血的心灵。每当看它的时候，泪水都会模糊我的双眼。爸爸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去做你想的一切吧！只要你过得快乐，我们就快乐！有哪一位父母生育儿女是为了获得痛苦？面对这样的老人，我能说什么？你们又能说什么呢？”

他这样解释自己告诉家人的动机：

“那是我毕业工作一年后，该谈婚恋了。我想如果隐瞒下去，对我会一直是个负担，家人会猜疑，以为我精神有问题。现在我爸妈哥姐都知道了，他们拿我当病人看，什么事都依着我，使我不安。我家人比我压力还大，我们家里人的关系特别好。”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对家长说明过：

“我25岁时和家长说了。有一次喝醉后特别压抑，觉得自己老这么闷着不好，就和母亲说了，她很惊讶。后来她一直希望我能改过来一点，但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我父亲是公安局的，他早就发现了，但对我一直容忍。”他还说：“既然是这种人，就不用怕，躲躲闪闪的没有必要。与其那样，还不如和家里说清楚。”

同性恋者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家人文化程度高些，就更能理解和容忍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到他的一位朋友：“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母亲知道他的事，我说，你母亲一定是高中以上的，他说，是大学毕业。只有文化程度高的母亲才会往这方面想，才会猜测到儿子是这种人。”

另一位同性恋者对同事说明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和两个同事说了自己是同性恋，因为我觉得他们心地善良。他们现在还挺帮助我的，对我挺好的。我这样做是因为，人有与人交谈的欲望，另外我想了解一下正常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是怎么反应的。

尽管如此，精神上的压力还是很大，在他们面前有不舒服的感觉。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但是仍然认为同性恋是异端，恶心。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高兴，因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

一位异性恋者满怀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好友向他“坦白”性倾向时的情形：

“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位很要好的朋友，除了在性取向这点上异于常人外，各方面都很优秀。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给您写这封信时，眼前仿佛又重现了那个晚上，当他嗫嚅着向我说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时，那双不知所措地颤抖的手和那双透出深深的惊恐的眼睛……”

另一类来自外界的压力是由于不敢与同类交往、不愿与同类交往或因找不到同类而造成的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情况在小城镇和农村比在大中城市更为严重。

下列说法把同性恋者的这种感觉表达得非常典型：

“您体会不到我是多么痛苦。我现在痛苦的已不再是我是个gay，　同性恋对我已无所谓。我痛苦的是我的心需要另一颗心的抚慰，我现在连个伙伴都没有，而我又找不到。”

一位小城市的同性恋者说：

“我不知道我一生的幸福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就毫无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人憋在心里真难受，连个谈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有时想找几个和自己有同样性倾向的人交流交流，在我们这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