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的人交流交流，在我们这个小城，发现他们却是这样的难。处在异性恋中的同性恋者是最痛苦的一个群落，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我是一名先天的同性恋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到了寻求生活伴侣的时候，但由于我处的环境所限，无法找到同性伴侣，我又不善社交，因此到了一相无可奈何、痛苦失望的境地。这种要求无法向别人透露和提出。”
一位乡村教师在信中说：
“我现在的生活环境中，无人知道我的心思，这里甚至听不到同性恋这个词，偶然听到一句，也是开玩笑时，或者是在评论一种洪水猛兽的现象。心中的痛苦和煎熬无法找到一个同伴诉说，更无法再去体验那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发觉身为同性恋者的很多人都有社交方面的障碍，自我孤立实在是因为这种特殊性造成。没有人会告诉我怎么去适应自己的特殊性与周围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要知道不只是中小学生会划分男女界线，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自然地分成两群人：男人和女人。不只是社会规范，还有性别自身的某种东西会把他们分成两大群。可我们这些人要站到哪一个圈子里去呢？总会有某些细微的东西在提示自己不属于那个大圈子，敏感一些的人自动地和别人越离越远。而这种敏感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出现，必然要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阶段，即使那些阶段性别的东西早已不那么重要和关键了。”
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年仅24岁的同性恋者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从我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孤独和痛苦中渡过。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人会真正地了解同性恋，更不会公平地对待。所以觉得活得非常的累，非常的烦，觉得自己没什么前途，有时甚至不想活下去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是怎么过生活的，因为我从没见过第二个和我一样的人（我是不是很可怜和悲哀呢？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我现在已讨厌我周围的男人，他们都是政党的男人，粗俗无礼，有着各式各样的缺点，就是没有善良的同情心，无论怎么相处我都跟他们无法合得来。他们的话题，办事态度方法，我都不喜欢，可我只有忍耐。”
“想起来去年夏天在XX公园的厕所里看见一个近40岁的男人站在一个厕位， 一边 masturbating（手淫——作者注）一边渴望地四望，我简直有点受不了。我当然不会去当同性恋雷锋‘助人为乐’，我只是想起， 他的眼神跟我看见获奖新闻的一组AIDS（艾滋——作者注）病人相片中的某个人一模一样，那种渴求真的让人难受。我能想象自己会看到我自己在某个时刻也像这些人一样，眼里流露出绝望和渴求，我可受不了自己变成这样。我想尽管我很下贱，可我毕竟还有‘钢琴’（指影片《钢琴课》，喻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作者注），尽管最好是也把钢琴扔进大海。”
“我所想的只是找个地方和爱人隐居，写写作种种花，该多好呢。但我知道那太浪漫太奢求了啊，我们这种人注定要不幸。”
“尽管我认定自己的倾向， 却从来没有和同性有过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我也知道自己在走一条难得要命的路。首先是没有模式可以遵循，非得两个人自己去找到能充分表达自己感情的生存方式。其次是同性恋占人口总数百分比本来就小，目前中国又没有合法与适当的途径给同性恋结识与交往，我想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至少要比常人多花一百倍的精力，成功的机会也要小一百倍。有时想到自己可能会永远孤独，甚至终身也没有性体验，如果我抱定信仰爱情的话，我真的想自己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这种痛苦别人是无法体验到的。自杀，我真是天天都在自杀。”
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的男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看法，外界的压力和同性恋者与世隔绝的处境非常不利于对艾滋病的防治。由于世界上有过一种暖昧的说法，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这种异常性欲的惩罚，这就触动了同性恋者本来就十分脆弱敏感的神经，也涉及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问题。
使我们略感意外的是，在调查中，只要一提到艾滋病， 调查对象们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敌意。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当然怕艾滋病，但梅毒不曾经也是不治之症吗？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梅毒而认为异性恋是不正常的呢？再说，就像异性性行为只是梅毒的传播渠道而不是它的病源一样，同性恋行为也只是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之一，而不是它的病源。如果同同性恋能在社会中公开化，那么同性恋者就会自愿去作体检，防止自己得病，也避免传播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你好的待遇，把得了病的人隔离起来一直到死，这种作法从社会考虑是合理的，但从本人来说，与其让人发现，还不如多活几年。〃另一位说：〃有人说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我坚决反对。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病，同淋病没两样。”
据世界卫生组织1995年估计，自从流行开始以来，有20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每天要新增加6000名感染者；到本世纪末，全球将会有3000万到4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目前全球艾滋病患者已达450万人， 其中200多万人已死亡；亚洲已有200多万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据1994年7月8日《健康报》披露，在1992年底，我国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4800人至11400人， 但到1994年底只发现了1550人，大多数感染者没有被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中国正以每年20…30％的高速度递增。到2000年，我国至少有艾滋病毒感染者5·5万人和1·1万艾滋病串者，至多则可能有27万人被感染，5万多人发病。（萧乾，1995年）
80年代初的亚洲国家，男同性恋者一度在艾滋病例总数中占到四分之三，但其他群体也有患病的，其中包括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血友病患者。（韦克斯，第70页）据泰国截至1995年6月对艾滋病感染来源的分析：66·5％来自男性异性恋者；10％女性异性恋者； 7％使用针筒吸毒者；6·6％母体遗传；1％同性恋者；0·2％输血得病； 8·7％原因不明。（泰国公共卫生部，《同健通讯》1995年11月号）我国云南部分地区发现的艾滋病例，大多为吸毒注射器传染，在全国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当中，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的也只占极小的比例。
我们的问卷数据表明，对于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病，不少调查对象感到担心和害怕，但大都不敢去检查或治疗，多数人也没采用什么防病的措施。有人这样说：“我不怕病，病了可以治，性方式上也可以避免一点。我知道有得了梅毒不敢去治的怕人家问他是怎么得的，说是嫖妓女得的也不好，因为嫖妓也不合法。”
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梅毒男病人中有一半是由男伴传染来的，这种传染渠道在我国也存在，值得引起注意。 有位同性恋者在回答是否担心得性病的问题时说：“担心过，过去我认识的朋友和我一们，纯洁，热情，专一，未婚，因此不用担心性病；但现在的朋友尤其是陌生者，其背景、经历、生活圈子不清，担心由外面来的性病就很自然了。”
据北京的一项调查， 只有31％的同性恋男子听说过避孕套可用来预防艾滋病或性病的性传播；只有6％的同性恋男子在与同性性接触时使用过避孕套。（万延海，1992年）
一位同性恋者关于避孕套使用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艾滋病热线给人的忠告通常是：一、尽量禁欲；二、尽量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一、使用避孕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年，这三条忠告都不太合适，前两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废话，第三条的局外人的想象，以为圈内人以肛交为主，其实肛交并不常见。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什么有效可行的忠告的话，那便是在无法确知肯定不会感染病毒的情形下，性行为以不交换体液的互相手淫为妥，尽量不要有口交和肛交行为。我感觉到如果说中国预防艾滋病有什么重大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没有同性恋团体，没有有实际经验的宣传教育人员。我曾问过一个澳洲男同性恋者，如何自我保护。他的原则是不suck（吮——作者注）一个陌生人。他说自己喜欢拥抱、接吻之类，并说从来不接受fuck（插入——作者注）。由于在过去的20年里，他的性伙伴人数超过1000人，我想从理论上。这些原则或许可以称为安全措施。当然，目前没有有关接吻绝对不感染的报告，该澳洲基佬也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的检测结果是否阴性，我想这种安全也只算是不安全中的安全吧。通常回答自己的血液测试结果是很难的，因此提问人就显得有些弱智，因为这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自己知道是阳性，会道德高尚得放弃所有享乐的机会吗？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水准。”
有些中国同性恋者对得病的可能采取了理性的态度。一位年轻的、文化水平较高的调查对象说；“总的来讲，中国大陆艾滋病还谈不上流行，人们有理由忽视它，至少不必过分重视它。从我个人的有限观察来说，我相信同性恋在中国人群中的比率最多是1％，因为中国社会太擅长压抑了。到社会上来走动的人就更少了，在加上这些人非常pichy（挑剔——作者注） ，相互感染艾滋病的机率相应是很低的。我知道很多同性恋者对艾滋病抱有一种敌意，拒绝将艾滋病与自己联系起来，可我不同意。艾滋病的威胁就摆在那里像是只地雷，你迟早会踩上去，或是你的朋友，熟人踩上去。我可不想当只驼鸟。像我这样年龄的一族，不想到艾滋是不可能的。从我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时，艾滋就同时进到了脑瓜里了。辛格有一句名言：‘人的大脑是魔鬼的作坊。’可笑的是，很多性活动频繁的人脑子单纯洁净，倒是我这种懦夫乐意打开大门把鬼请进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