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一蓑- 第59部分

“他大婶子，别着急，想想办法！你也多给说好话。俗话说，‘宁拆一坐桥，不拆一桩婚’，这人也多嘴。真是的！”父亲说。

“是啊，不过也不能完全怨人家，老四的事情，松元早晚知道。事至如今，我好话说了八篓子。腿跑直了，鞋磨破了，嘴皮子磨薄了，可人家就是接受不了。”田媒婆继续说。

“他大婶子，你先回去。哎，还是吃了饭再走吧，我正好买了块豆腐，咱煎着吃。我想想办法。”父亲说。

“二哥，你得好好想想，事情可不能这样算了，登记才两个月就离婚，这脸向那放啊？”田媒婆也很急。

“离就离，我本来还不愿意呢。大不了打光棍。”大哥进门听见了，上来他那犟脾气。

“你这孩子，以为找个媳妇容易吗？你看大狸猫死了老婆后就没找着，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躺在炕上连个端水的都没有。”田媒婆说。

“他大婶子，我好好想想，这样怕是我去找也白搭。我找找老朱有没有办法？看村里能不能帮忙？”父亲说。

晚饭后，父亲吧嗒吧嗒地吸着烟，一支接一支，好像要从里面抽出答案来。“叔，你别吸了，人家在做作业，呛死了。”我说。

父亲也没说话，起身出了门。已近十月底，父亲走在大街上，禁不住缩了缩肩膀。他在支部书记朱功深门口前来回走了几趟，下决心敲门。

“四弟啊，我这麻烦了，没办法啊，非要你出面帮忙啊！”父亲悲哀地把大哥的婚事告诉了朱功深。“你说，他要真因为哑巴麻风的事情说不上媳妇，我这一辈子遭罪了。他们不怨恨我们一辈子吗？当初，我在北小沟村出夫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上山送饭的，不也是因为老四的事情散伙了吗？”

“这样吧，秋天征兵的时候让他当兵去，把他送出去，也好把这事情了结了。”朱功深低头沉思说，“同时，我以村委的名义找女方村支部书记，把这事情解释清楚，让他们也做做那户人家的工作，结了婚就分家。真他妈的混蛋，子虚乌有！结婚也和这事情扯拉起来。”

“谢谢四弟！谢谢四弟啊！四弟，你帮我正了门头啊，不然，我在秦戈庄怎抬起头来？”父亲感激地说。

1974年秋天征兵的时候到了，大哥体检很顺利。

“书记，仕途四弟麻风和他大哥仕昌国民党的事情，王保财当兵政审是不是也要考虑？”民兵连长李天曙拿着政审表问朱功深。

“人家他娘带三个孩子改嫁到仕途家，与他四弟麻风有什么关系？与他大哥国民党又有什么关系？再说，这都几年的事情了，怎么还提起来？我们不能桑树上打一棍子柳树去了皮，无休止地这样下去。”朱功深没好气地说。

“好！好！就按你说的办。我是怕上级说我们不负责啊！”李天曙说。“没关系，出了问题我顶着。”朱功深说有支部书记朱功深的照顾，大哥政审一路绿灯，在一片敲锣打鼓中戴着红花，去河南当了炮兵。

看着大哥走了，门上钉了一块“光荣家属”的牌子，父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矮小的身子陡然高了许多，累弯的腰也直了许多。

大哥当了兵，经朱功深与对方村里做工作，和松元村那户人家的婚事也就这样铁板一块定下来了。

1975年阳春四月，大地变暖，万物复苏，布谷鸟声声催着人们去下种。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麦苗返青了，春风拂来，泛起一层一层的绿波。油菜也开花了，一片片金黄色油菜花看上去金灿灿地招人喜欢。粉色的豌豆花，紫色的苜蓿花，把田野装扮成一个缤纷绚丽的世界。降媚山也不例外，来到了她一年最美的时候。我们踩着松软的山土，看那些小虫虫悠闲地爬着在向阳处做着一个个圆圆的小巢，偶尔碰见黄中带黑的大花蛇盘成一大团懒洋洋地晒太阳。山路边、山坡上，到处是盛开的黄黄的婆婆丁、苦菜花。我们带着锤子，玩尽了春光，在石坑里到处找大小厚薄适宜的石板，用锤子敲下来，带回家进一步下工夫雕琢，就是我们“打瓦”的好工具了。“打瓦”是我们放学后实在无聊的一种游戏。将薄薄的圆形的石板支在地上，人站在十几米甚至20米外，瞄准看谁能击中。

照例是放学后的一天，我提着篮子，里面装着“瓦石”，先玩一会儿再去挖菜。我远远地瞄准小二叔李升光支起的“瓦石”，胳膊向后大幅度摆动，将石头掷了出去，“瓦石”飘着低低的弧线，准确地击中。

正玩得起兴，娜娜飞似的跑过来。“哥，哥，快去，我在南园里挖野菜看见你二哥偷韭菜被看园的关起来了。”

“叔，叔，快去！快去！”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村北大队菜园里，父亲拉着线，正在调畦子，准备种芹菜。“叔，到南园，我二哥偷韭菜让二队的人关在园屋子里了。”

父亲拔腿向二队菜园跑去。原来，春天二队的韭菜用棚膜盖着，长势旺盛，招人喜爱。二哥下课后揭开棚膜用手大把大把地着，准备拿回家炒着吃。

“老郑啊，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孩子给您惹麻烦了。”父亲慌忙赶到对看园的郑秋说。

“我说仕途啊，看在我们都是为集体种菜的面子上，以后别让孩子这样糟蹋了。你看，你看，这不是祸害韭菜吗？这那叫吃韭菜？他要吃，还不如找我用刀子给他割一大把。”郑秋晃着二哥用手的七零八落的韭菜愤愤地说。

“好，好，老郑，别生气！别生气！以后不让他这样做了。”父亲笑脸赔罪。“走吧，快回家。”父亲把二哥从园屋子里领出来。

“叔，我的书包还在里面。”二哥走出很远，突然想起来。父亲又颠颠地跑回去给二哥取书包。

这年二哥上五年级，班主任王森水和父亲无论怎么做工作，二哥也不想上学了。这与我正好相反，我上学的时候没人管，虽然调皮，但对学习还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保贵啊，我和你叔都是为你好，你要好好想一想，以后不上学怎么办？要注定一辈子下庄户了。”王森水说。

“老师，别逼我了。一提上学我就难受，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逼我了！”二哥说。

就这样，二哥步随大哥、姐姐，三人小学都没毕业。

不知为什么，我这辈子注定和二哥结怨，自从记事起，我们两个就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经常父母不在的时候，找个借口就偷着打起来，虽然我打不过他，但也不服输，更多的时候是对骂。当着父母面，我一般不敢和二哥打，父亲老是把罪责归就我身上，即使是二哥的不对，他也拿我出气。

秋天，我放学后刚把鹅赶进圈里，放下沉重的装满兔子草的筐子，抚摸着被筐子压得红肿的胳膊歇口气。

“福收，去把门前那车子棒槌秸卸下来，我喝口水，还要推去。”父亲又吩咐我。

“叔，你没看我刚放鹅回来吗？二哥在干啥？怎么老我干。”我也累了，说开了抱怨话。可不知道，刚才父亲找二哥干活，二哥躺在炕上哼哼唧唧不起来。秋天正是忙时候，他竟然躺着睡大觉，父亲拿他也没办法。

其实，这几天我心里也憋着气。在学校里上晚自习时，我看见一个人影在门口晃动，煤油灯下我也看不清是谁，我以为是哪一个学生，就多嘴说：“大冷天的，你在外面干什么？不进屋里暖和暖和。”没想到外面那人听到了，“呼”一下子推开门，我一看是语文老师高保地，那时，原来的语文老师王学香已经出嫁到外村了。高保地在学校打人是出名的，他爸是国民党，逃到了台湾，此后他跟着母亲嫁人不知挨了多少批斗，当了老师后，整天不知道有多少火向学生身上发泄，加上特别瞧不起我们村西南角出来上学的家庭贫困的学生，已经不知几次把我们西南角的学生轻则找碴叫到黑板下用手摁着我们的头在黑板上碰，重则挨他穿着那时最流行的火箭式皮鞋的脚踢。他还美其名曰“严师出高徒”。

“完了！”我心底一凉。“过来！”他大喝一声。

我规规矩矩地走到讲台下走廊上，他一句话也不说，走到我后面，用手把我身体扳正，突然“噔”飞出一脚，跺在我腰上，我就像小人书上画的日本鬼子背后挨了枪子一样，强大的冲击力不得不使身体向后仰去。疼痛中又挨了两脚。就这样，三脚把我踢到了门外，并在外面罚站两节自习课。

一想起这事情来，我就来气，我好心好意地随便这样说了一句，就被挨了一顿重打，回到家还不敢说。

父亲本来怄着气，我这么一说，他气冲我出，随手拾起根梧桐树棍拦腰就打来，我猝不及防，想不到父亲竟然会这样做。梧桐树棍打在我腰上都断了，可想而知，那力量有多大。即使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那梧桐树棍，我腰就痛。

“你这小子，还管不了你了，你再给我犟嘴！看你再给我犟嘴！”父亲边抽边骂。

母亲正在锅里捞小麦晒干后磨面，看父亲这样，急忙过来拦住。“你还不快跑？在干啥？”母亲对我说。

“你干什么？他刚回来，你这不是找事啊，拿孩子发泄。”母亲又对着父亲火起来。这些年，父亲始终是怕母亲，母亲这样一说，父亲丢下手中的半截棍子不说话了，顾自卸车。

我呜呜地哭着跑到村后面，坐在一捆棒子秸上伤心地抽泣着，心里冤冤的。月亮上来了，看起来那么安详，那么宁静。整个大地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纱，给人一种朦胧美。远处传来拖拉机突突的耕地的声音，偶尔见一两辆牛车“哞哞”经过，拉着满满的拖拉到地的棒子秸，慢腾腾地扫着地面走着，像画家的大刷子在路上画着秋夜。身边和我做伴的是蛐蛐在轻声地歌唱着。我真喜欢这种和谐的美，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庭就整天折腾不停，像马蜂窝戳了一竿子，吵吵嚷嚷，闹来闹去。

我只想这么静静地坐着，真不想回去。心想，放了学，我把书包一扔，作业都没做，就挎着筐子赶着鹅出去了，刚到家就挨打，心里越想越冤，越不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