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来一碗羊肉汤。”父亲和他是老熟人了。
“哎哟，仕途啊，又卖上了。来喽，来个火烧吧？”老范说。“不用了，我自己带的煎饼。”父亲说。
每次赶集回家，父亲把那些破碎的油渍渍的黑糊糊的零钱仔细地数一遍，小心地放好。
“40块了，差不多了。”父亲叨念着说。
年底，大哥回来探亲了。穿着军装，英俊潇洒，真不亚于斯诺当年在陕北给毛泽东拍的相片上的模样。
“保财，看这表怎么样？你对着收音机调好时间，我不会上弦。”父亲喜滋滋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这是父亲托本村在外面干供销员的王余水给买的。
大哥打开一看，亮闪闪的，是北极星牌的。
“好，这手表不错！”大哥赞叹说。没来得及调准时间，就戴在了手上。
一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哥复员回来，又和嫂子住进了父亲和五叔及亲戚帮忙盖的新房子，虽然是土房子，父亲已经尽力了。
分家时，碗、筷子、粮食各一半。
“叔，大哥就两口，我们六口，还对半分，这太不公平了吧。”我不满地说。“你看，囤里就这点粮食了。”
“你孩子懂啥？我对你大哥十分，才不赚别人说，这还不一定赚的好。可对你三分，没人会议论我。”父亲说。
刚刚分开家，四叔回来了，这天也巧，二姑也来看父亲。二姑一家自1958年移民到吉林后，忍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前两年又迁回牟山水库了。表爷爷又重新给二姑一家盖了房子才安顿下来。
中午刚放学回家，就看到母亲在炒菜。
“娘，谁来了？”我问。凭我的直觉，一定是有客人来了。
“你四叔和你二姑。”母亲话完，从西屋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人，四方脸，厚厚的嘴唇。见了我，嘴咕噜着，和我说话。我一看就是四叔。这是我第二次见他，第一次才几岁，也没印象了。
四叔上次回来大约是在我6岁的时候，如今我都12了。虽然幸福村距离我家不远，不过20公里，但四叔明白，自己无辜得了麻风，被村里视为异类，还回来干啥？一般都是每年不定期父亲去看他。
四叔把我领到一边，蹲身热情地看看我这里，看看我那里。然后站起来，比量着他的身高，又指指我的身高，说我长得太矮了。
二哥中午不知到哪里去了，回来准备吃饭，一看四叔在，脸一耷拉像遭霜打的茄子顿时黑糊糊的，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了。估计是去了大哥家，反正直到晚上才回来。
四叔困惑地指了指二哥，嘴里哇啦着，我也搞不懂。
吃饭前，四叔指了指地上的粮食，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告诉父亲不要送，他够吃的。然后指了指粮食，指了指父亲和我，让我们吃。
“二哥，我这次来，是商量给仕才找对象的事情。你看，五弟也30多了，还光棍一根。急啊！”二姑边吃饭边说。
“二姐，我也急啊，可谁跟啊？”父亲喝了口表爷爷让二姑带来的老地瓜干酒。“我邻居有一个，年纪大点，还有点傻，心脏不好，但家庭不错，他父亲原来是干公安局。五弟，你觉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啊！”二姑说。
“那我要干啥？我要累赘啊！”五叔把一盅酒一口倒下去，展开热好的煎饼，卷上一棵葱，“咯吱”咬了一口。
“那你说怎么办？家里穷，因为你大哥、四哥把你耽误了。咱娘和咱爷都没有了，怎么办啊？”二姑伤感起来。
“我觉着二姐说得有道理。仕才，不如去见一见，不是太大问题的话，就成了吧。总要成个家啊！”父亲说。
五叔没有说话。
不管过程如何，五叔还是把二姑说的那人变成了我五婶子。过门那天，我见五婶子也30多了，胖胖的，胖的有点虚，怕是心脏病的缘故吧。先天性心脏病使她不得不走十多步路就要歇一歇。精神也不太好，不是太傻但反应也不好。过门的时候，按风俗要新郎新娘吃面条，一般都是象征性地吃一口，以示“夫妻长长远远”。邻居大婶子在给五婶子喂面条时，她吃了一口，大婶子刚要端走，五婶子说她还没吃饱怎么就端走了，还要吃，引得闹洞房的人哈哈大笑。
五婶子娘家人觉得终于把这样的女儿嫁出了，一个连傻带病的女人嫁给一个魁梧粗壮的青年，心里也有愧，只要能给五叔的都给了，包括筷子、刀具、面板。五叔一下子像是深山老林里到处钻的缺粮少米无弹药破衣褴褛的游击队，突然成了从头到尾武装到了牙齿的正规军，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让五叔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只是一阵子。
五婶子不能下地干活，就连挎着筐子出去拔野菜都挺吃力。五叔每天下地干活前把锅里要做的东西收拾好，五婶子只管烧火，其他等五叔回来再做。
看着自己老婆这样，比比人家夫妻双双上坡对对收工，五叔心里也不舒服，他把自己的命运归咎于大爷的国民党和四叔的病。要不是大爷和四叔，自己或者能当兵走了，或者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至少那样还用得着娶个这样的老婆吗？
转眼到了冬天，父亲估计该给四叔送粮食了。
“仕才，明天你帮我去给哑巴送粮食去吧？”父亲对五叔说。“不去，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五叔一听来了气。
“以前不都是我自己去吗？可今天的粮食多，我怕一人翻山越岭弄不了。”父亲说。
“反正我不去。”五叔关门和五婶子上了炕。
父亲默默无语，昏黄的煤油灯下，我看见他混浊的眼里流着昏黄的眼泪。“叔，我和你去。”我说。
“去，一边去，你还小。”父亲训斥说。其实，父亲也是心底里不愿意我到那魔鬼地方。
天亮还早，父亲和母亲就起来了，连小麦加玉米将近300斤，母亲帮父亲收拾好，打开大门，父亲推车上路了。父亲给四叔送粮食，几乎都是在夜间，怕白天让人看见，说三道四，问起来也不好回答。
“路上小心！”母亲叮嘱道。
夜灰蒙蒙的，月挂西南，在云层里慢慢地走着天亮前的行程，几颗星星在打哈欠，眨着眼睛，与父亲做伴。穿过土山村南行就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了，父亲借着朦胧暗淡的月光，一人默默地向前走着。身后是熟睡的村庄、熟睡的夜，偶尔几声犬吠和夜鸟啾啾。
独轮车“吱悠吱悠”地响着，父亲思绪万千。就是这条路，他不知做贼一样偷偷地翻山越岭走了多少次了，有时白天遇见人，还得撒谎说自己去赶集。一个普通的麻风病，牵出了这么多悲情苦怨。要不是四叔的病，或者自己和五叔的婚姻，也不至于如此。一家人在村里的名声，也不至于矮人一头。和母亲的结合，又在大哥、二哥的敌意中这样混着度日。五叔的媳妇，还不如没找，真带来些累赘。世道如此悲怆，怎么都摊在这个家庭里，让他一人挑着苦难和负担。就这么个病，本来不是遗传，其影响却代代相传，即使到了我这一代，和孩子们一起玩，有时吵起嘴来对骂，只要人家骂我是“大麻疯”，我就无语了，好几次哭着跑回家，甚至和人家动手打起来。就是这条路，自己手中的独轮车不知碾过多少次。有一次扎了轮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己一人不知费了多大劲，才把车子推到附近村里，等到天亮让人家帮忙把轮胎补好。还有一次，不知怎得，竟然没发现一个橡胶刹车片没有了，父亲怎么攥紧把上的刹车绳也不起太大作用，那车子还是靠着惯性拖着父亲向下跑，遇到一块石头，父亲猝不及防，没来得及绕过那石头，差点人随车子翻了个跟头。至今想起来，心有余悸。
“怨谁呢，谁也不能怨。要是别人得了这病，换上自己，估计也是这样看待。”父亲叹了口气，加快了步子。
上坡了，父亲把肩上的绊松了松，放低独轮车，躬起身子，膝盖前驱，脚底使劲，踩紧乱石，用力向前蜗牛一样慢慢地爬行着。素月清辉，映着父亲艰难的矮小的斜斜的碎碎的身影。夜鸟惊心，凄凄相伴。山路不好走，凹凸不平，疙疙瘩瘩的，父亲不得不放缓爬行的步子，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之”形歪歪曲曲，有时还不敢拐急了。若是倒了车子，不是倒在沟里就是倒在路上，都不好收拾。要是孟久老爷爷看见了，绝对是一幅很好的作品。夜幕下的背景，四周黑黝黝带点灰蒙蒙的疏密相间的山林丘壑，一条弯弯的绵延不尽的山路，一个长长的陡坡，一个独轮车，车后一个矮小的人影在奋力前推。坡顶是一弯新月，画面慢慢地延伸，让人感觉那影子是在吃力地向那月亮靠近。
好不容易爬上山坡，父亲喘口气，把车子停好，坐在车把上歇一歇。
下坡比上坡轻松多了。父亲身子后倾，脚向前踩紧，迈着碎步，攥紧木头车把上的两根刹车绳，缓慢地放着车子。
正是北方寒冷的时候，山岭的左边是一个长长的大湾，穿过大湾可绕近路到达四叔的幸福村。父亲今天不想再向前多走那5公里路，他想到了踏冰而过。父亲在湾边把粮食卸下来，将车子停在冰上，再把粮食搬上，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行走着。到了岸边，当父亲把最后一袋粮食扛到岸上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薄冰，“哗啦”一下一只脚进去了，父亲一个趔趄把粮食摔到了岸边干草丛里，紧拔出这只脚来，没想到另一只脚又滑进去了，最后父亲两手攥紧岸边的枯草和灌木枝才爬出来。
人是上来了，但两腿湿漉漉的，不一会儿，膝盖以下结起了冰碴，寒冷侵肌入肤，父亲禁不住打起哆嗦来，赶紧把粮食搬上车子，沿着地头小路，急向前行。
赶到四叔那里，天还没亮。父亲扔下车子，急急地敲打着四叔的破门，可四叔又听不见。
起风了，北风吼叫着，院子里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寒风中“吧嗒吧嗒”碰撞着，发出树枝的折裂声，好像树干在树皮下断裂了，偶尔“嘎巴”一声掉到院子里。父亲在哆嗦中重重地继续敲打着破门。最后四叔也不知咋的终于开门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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