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经纪人的作用。因此，当普鲁士君主想要发行国债时，只要直接通过普鲁士皇家银行这样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就可以进行，而无须经过议会的批准。
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强行用议会来限制普鲁士君主发行国债的权力，这让普鲁士政权具有部分君主立宪制的性质。在君主立宪制中，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虽然依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或多或少受到法律的限制，而立法权却掌握在议会手中，这样君主的权力就受到了议会的限制。
权力就是影响力。我们平时所说的权力往往都是指政治权力。其实，很多时候，其他形式的权力也能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国债使国家政治权力与金融家财富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业性的买卖关系。罗斯柴尔德通过金融的力量一样可以将一国之最高政治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伦敦的内森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任何阴谋都无法撼动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拥有金钱、力量和权势，任何阴谋都只会是徒劳，普鲁士国王、我的哈登贝格王子以及罗特尔大臣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并感谢罗斯柴尔德，他给你们送去了如此多的钱，并提升了普鲁士的信誉。”信中提到的哈登贝格亲王时任普鲁士首相，而罗特尔则不仅是普鲁士财政大臣，还是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
在德意志诸邦国中，具有领导权的除了普鲁士外，就是奥地利。当时的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准备降低纸币发行量和国债。只有法国的战争赔偿才可以帮助奥地利达到这些目标。但法国无法一下拿出天文数字的钱，只能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用数年的时间完成赔款支付。为了尽快得到大笔的钱，施塔迪决定用法国赔款的债券换取现金。这种生意只能由资产十分雄厚的银行来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担当大任的最佳选择。最后交易达成，奥地利也开始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服务了。
继奥地利之后，俄罗斯很快也拜倒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钱袋之下。1803～1815年，俄国公共开支提高了4倍，卢布发行过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1822年，罗氏家族按照普鲁士发行国债的方式，用英镑发行了俄国国债。至此，罗氏家族成为神圣同盟最有力的金融资助者，也成为镇压革命者的刽子手之同盟者。
尽管法国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但革命的火种在欧洲大陆仍然保存着。1812年，西班牙颁布了自始至终贯穿着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在西班牙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还废除了宗教裁判所、领主裁判所、什一税等封建权力。拿破仑垮台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完全恢复了旧的封建制度。
1820年2月，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黎亚哥中校在加迪斯率领士兵起义，起义军宣布成立革命政权，恢复1812年宪法。3月7日，首都马德里爆发革命，迫使斐迪南七世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并召开新议会。1822年8月5日，新议会选出了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新政府。新政府软禁了斐迪南七世。
神圣同盟对西班牙对革命深感不安，决定武装镇压。1823年4月，法国20万大军开进西班牙，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5月19日，法军占领了西班牙，重新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封建统治。黎亚哥等人被判死刑。
与西班牙相似，拿破仑时代结束后，意大利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大多数地区被外国势力控制。境内的各个封建邦国和领地，秉承奥地利的旨意，对于任何要求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言行，都给以残酷的镇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世纪初，理念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意大利烧炭党成立。烧炭党以意大利共济会的名义宣称为意大利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而战斗。刚开始，其成员的身份主要属于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后来，许多不满现状的农民、文官，甚至是士兵、神职人员都逐渐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烧炭党成员分散在意大利各邦国，包括教皇国、萨丁尼亚王国、伦巴底、两西西里王国等地区。
1820年7月，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烧炭党人首先在那不勒斯的诺拉城发动了军队起义。不久，起义的烈火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严重动摇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1820年10月，神圣同盟在西里西亚的特劳波举行会议，并发布了《特劳波协议书》，声称神圣同盟将以武力镇压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1821年1月，会议又移到意大利附近的莱巴赫举行，并决定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1821年3月，奥地利军队开进那不勒斯，将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君主统治，捕杀了大批起义者。
在那不勒斯革命爆发的同时，烧炭党还在意大利北方的皮埃蒙特发动了起义，但在奥地利军队与撒丁王国军队的镇压下，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榨取利润，从来就无所谓道德与良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资本人格化的样板更是典例。
当法国军队侵入西班牙时，罗氏家族提供了资助；当奥地利侵入意大利时，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资助。罗氏家族在这些军事镇压中就像小李飞刀一样，例无虚发。对西班牙、那不勒斯、葡萄牙、希腊、波兰等地人民起义的军事镇压所需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以准确的数额提供给神圣同盟的刽子手们。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一次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但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没有同时发生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尚能挺住。可是，一旦发生一场全欧洲的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无法分散风险，整个家族将会衰败。这便是罗斯柴尔德资助神圣同盟来镇压革命的原因。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通过对神圣同盟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各国的政治扶持，赚取了高额的利润，经营规模得到了急剧的扩张。最终，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巴林家族远远甩在后面。1815～1859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而巴林兄弟同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仅为6600万英镑。182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是巴林家族的9倍。
犹太人投机和平
金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金融家对利润的贪欲有时候也会带来善的结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金融的力量竭力维持欧洲的和平。梅耶遗孀——居特林·罗斯柴尔德一直都居住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街。经常有邻居问她欧洲是否会打仗，她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这并不是居特林妄自尊大的吹嘘。在当时，这的确符合事实。
曾有一位政治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统治与拿破仑相提并论，“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群众的眼睛更是雪亮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罗氏家族：“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
每当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罗氏家族都会竭尽全力地利用其掌控的金融杠杆和独特的通信手段来消解各国之间的紧张状态，维系脆弱的和平。罗氏家族的金融杠杆是拒绝向那些策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铁路、电报和蒸汽船尚未发明或普及，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系统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罗斯柴尔德兄弟能够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网络成为各国政府之间沟通的重要外交渠道，可以为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他们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的通信，同时也负责传递重要的个人信件。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们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不久，维多利亚开始利用罗氏家族的通信网络，甚至还托付罗氏家族预订旅馆。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氏家族在整个欧洲信息网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1831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历史上称之为“七月革命”。革命人士迫使国王退位，并在法国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鼓励下开始了七月王朝（又称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了遍布全国的大规模革命起义，革命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当时的教皇向奥地利求助来镇压造反者。而1821年即开始担任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希望能用武力防止七月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双方一拍即合。
1831年春天，奥地利军队开始进军意大利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