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因素，东印度公司不再做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鸦片贸易转由其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经营。这些自由商人开始以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
从l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被逆转。白银通过迂回的方式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所以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与此同时，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储备流出。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4亿两白银。1828～1836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
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棉纺织业彻底衰败，大量原本种植棉花的印度人开始疯狂改种罂粟。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运输工具，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鸦片贸易使英国主宰世界白银市场，却使中国人陷入悲惨的境地。近代史中的两大罪恶贸易分别是鸦片贸易与奴隶贸易。但与鸦片贸易相比，奴隶贸易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残，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鸦片对中国人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同治年间，中国吸食鸦片人口达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到1932年，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为8000万，占当时人口的16。8％。即便到了1949年，四川有70％的成年人是鸦片吸食者，云南昆明不到30万人口中鸦片成瘾者有6万多人，今天的云烟大本营云南玉溪吸食鸦片者占当地总人口的30％。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1834年以前，所谓的自由商人所组建的洋行已经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鸦片贸易。外资洋行大批涌现，其中最大的三家英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以及美资旗昌洋行，他们几乎垄断了中国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迪逊公司，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迪逊创办。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麦迪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成为自由商人，1818年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迪逊在广州合伙创办了怡和洋行。1834年，怡和洋行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世纪40年代初，渣甸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成了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心腹。麦迪逊也当选为议员，在下议院一干就是25年。后来，他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从鸦片贸易中赚到的钱。
1805年，3只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仅次于英国，1817～1818年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在广州的美国洋行除奥利芬一家外，全都参加了鸦片走私活动。从1805年美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中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成为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财富。1848年去世的19世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38年，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了。鸦片贸易是英国对印度与远东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石，让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无异于是要将英国人撵出亚洲。渣甸是伦敦侵华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授意下，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下议院议员史密斯代表鸦片贩子向巴麦尊沟通、协调以对英国政府施压，他们强调清政府是在压制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尤其要保护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1835年，麦迪逊就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在巴麦尊的授意下，律劳卑派英国战舰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以制造战争借口。这时候，巴麦尊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表面并不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却偷换概念，强调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鸦片战争。所谓鸦片战争，就好比现在的哥伦比亚大毒枭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派军队进攻美国，强迫美国政府宣布吸毒合法化。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英国政府：“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当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军官所说：“可怜的中国人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经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终于以‘洋药’的名义成为合法的毒害中国人的进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迁至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各国洋行入驻上海。1856年，上海成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的集散地，也成为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中的3/4都是鸦片。
1871年，后起之“秀”沙逊洋行控制了在中国销售的鸦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沙逊洋行1832年由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于印度孟买，上海新沙逊洋行则创设于1877年。没过几年，沙逊家族就获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睐，相互之间有过好几门婚事，通过联姻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今日上海所谓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旧西洋建筑无不建立在中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之上。1880年以后，通过鸦片贸易赚了1。4亿两白银的沙逊洋行，开始从事上海房地产开发业务，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产的领头羊。旧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洋行就占了6幢。
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西方对华鸦片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扩张期。早期大部分鸦片买卖均由欧洲贸易公司或商行代理，并不存在银行之类的专业服务机构。鸦片战争后，商人们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不断扩大，融资结构也日趋复杂。尤其在作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基地的香港，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在香港注册和管理的银行以应对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应运而生。一个月之后，即1865年4月3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也正式开门营业。
汇丰银行初期筹集的500万港币资本很快被来自中国香港、上海和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子全数认缴。汇丰银行临时筹备委员会包括：英国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磕洋行；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国禅臣洋行；英国太平洋行；英国费礼查洋行；英国沙逊洋行；英国公易洋行；印度广南洋行；英国搬鸟洋行；丹麦毕记洋行；印度顺章洋行。除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他股东与经营者均为鸦片贩子。
除汇丰银行外，外国资本在华又开设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多家银行，均设置在香港。起初这些洋行、银行主要是处理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