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退让了，而美国却毫不妥协。整个冷战期间都是美国完全压倒苏联的态势，现在美国却反而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以此来妖魔化并遏制苏联，并借苏联来讹诈自己的盟友。
国民党与恶性通胀
凯恩斯曾说过：“据说列宁曾经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损害货币的声誉。政府凭借通货膨胀的连续过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其国民的大量财富。它们运用这种方法不但进行没收，而且是随心所欲地没收，在这一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实际上使某些人富了。这种任意重置财富的现象不仅影响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使人们对现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失去了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意外之财，不仅超出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希望，成了‘暴发户’。于是这些人便成了中产阶级的仇恨对象，因为通货膨胀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失并不亚于无产阶级。一般而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持久稳定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而通货膨胀的不断进行使通货的实际价值波动剧烈，从而使这种信用关系完全被打乱，结果是获取财富的整个过程堕落为全凭时运的赌博行为。列宁当然是正确的。要推翻现存社会基础，没有比损害货币声誉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一过程在破坏方面动用了经济规律中的全部隐藏力量，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的。”
在冷战背景下，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便是恶性通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以90％的月平均通胀率荣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恶性通胀之榜首。这次恶性通胀要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谈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又加上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其他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被剥夺，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也大为缩减。完粮纳税等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从此中国放弃了延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采用汇兑本位制，即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第二年，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法币成为英镑和美元的附庸。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减，支出大涨。1939年6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说，抗战以来22个月的财政支出是38亿元，财政收入却不足8亿元。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只有向四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借款或垫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过度增发纸币，印钞厂直接成了财政的提款机。1946年担任财政部长的俞鸿钧当时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抗战之初，法币过量发行导致的通胀并不严重。抗战前的9个月，未沦陷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29％，比英国在“二战”后物价平均上涨37％还要低。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觉”效应。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之初，人们只对货币的名义价值有反应，不会对商品或劳务的实际价值作出反应，产生了一种忽视货币实际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发行的法币被人们存到银行，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降低，物价因而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中国香港和上海租界，控制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无任何口岸对外畅通。国际运输除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外几乎完全断绝，物资供应变得极度匮乏，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难以为继，货币幻觉的作用开始逐渐消失，恶性通货膨胀开始迅速显现。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越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另外，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是14。1亿元，到1945年达到5569亿元，扩张了395倍。而1945年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700多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2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的4倍。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合理利用手中的资源，完全可以改变恶性通胀的局面，稳定经济与金融秩序。
但国民党政府却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一举扭转乾坤。法币本质上是不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的关键是人们的信心，而不是准备金。如果法币是可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才和准备金有关，但归根到底仍要靠信心。一旦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不管准备金多么充足，也无法保证法币信用不跌落。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的上涨速率将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度。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国民党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度为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12月最高为61。49；1948年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那一年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才不过10。37。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抗战时，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
恶性通胀下的政府收支预算变成一种数字游戏。恶性通胀使得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税收对预算支出的比例由1936年的79％下降到1946年的19％，财政赤字日趋扩大。政府信用丧失殆尽，依靠发行国债来融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唯一的途径仍然是增发货币，结果通胀继续加剧，财政亏空进一步扩大，形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945年就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的国际化开放政策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他踌躇满志，完全轻视了财政可能崩溃的危险，高估了法币价值，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定在2020∶1，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他一心要向国外开放金融与贸易，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结果，外国货汹涌澎湃地涌入中国，出口却因汇率高估处于停滞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濒临枯竭。仅在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的8个半月内，国民党央行就因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迅速失去了60％的外汇储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政策，改用浮动汇率。1936年8月19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1，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1升至3700∶1，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在1947年2月则降低到12000∶1。
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设立平准基金。但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这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战后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与花旗银行为首的美国金融势力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要害部门。就连法币发行准备的黄金储备的很大一部分也一直存储在美国大通银行，甚至法币印刷也主要依靠美国印钞厂。但美国金融势力的渗透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大量贷款与援助对稳定法币价值却毫无用处。这是因为，除1942年美国贷款给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现金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美国援助与贷款都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尤其是被淘汰的军舰、大炮、坦克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高达604万亿元之巨，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多万倍。法币膨胀到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元～2000元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早已不名一文的法币，改弦更张发行金圆券以解军事失利、金融混乱和经济崩溃的燃眉之急。
1948年8月，在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策划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厘米，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通过强制民众兑换金圆券，蒋介石政府搜刮了300多万两黄金及2亿美元外汇，最后都带到了台湾。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