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派——芝加哥学派。他们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将自己漏洞百出、充满谬误的经济理论当作神圣的科学真理，将自由市场看成一个完美的自洽而自我调整的精巧系统。其实不过是一种经济神学。其意识形态无非是大金融资本与大工业资本的所思所想。弗里德曼本人是犹太人，其家族原本经营服装厂，弗里德曼自己承认那就是血汗工厂。这家工厂后因工会的干预而倒闭。弗里德曼对工人的仇恨以及为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利益代言都由此而来。
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出手的是智利。美国暗中干涉内政的国家一般都拥有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智利就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全球第一大铜生产国。智力铜矿主要掌握在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手中。肯尼科在智利每年的税后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阿纳康达税后利润为30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出口额占智利总出口额的很大比重，税收则达到智利总税收的1/3。此外，百事可乐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也在智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福特基金会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大量经济学家包括舒尔茨这样获得过瑞典中央银行奖（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当地学生与教授。1957～1970年，有100名智利学生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1965年，这项计划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福特基金会赞助了扩展计划，并帮助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
1964年，中央情报局耗资300万美元资助智利基督民主党领袖弗雷在选举中战胜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随后又暗中提供200多万美元进行各种地下活动，公开提供1。63亿美元的军火来巩固弗雷的总统位子。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将4000多名智利军官送入美国军事基地进行培训与洗脑——支持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是爱国，而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卖国给苏联——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1970年，阿连德的左翼联盟赢得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损失财产与投资的美国公司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美国公司并不领情。由投资智利的美国两大矿业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辉瑞制药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银行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组成的智利特别委员会与中情局在尼克松总统的支持下准备用经济战颠覆阿连德政府。
他们阻止美国及其附庸国银行对智利的短期贷款，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储备短缺危机。美国进口银行和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宣布他们不再向智利提供任何双边援助的承诺。紧接着，美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受命阻止所有向智利贷款的提议，并将智利的信用等级从B降低至D。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暂停向智利提供2100万美元改良牲畜的贷款。在智利的美国公司极力拖延各种设备与汽车零配件订单的交货时间，拒绝信贷，甚至关门歇业。此外，中情局特工在智利到处散播各种谎言，比如智利将要实施实物配给，银行将要破产，阿连德政府将要没收私人财产，科技人员禁止出国，等等。
这些举措给智利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都未能颠覆阿连德政府。1971年7月11日，智利国会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将美国在智利的矿业公司全部国有化。阿连德是一个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热爱民主与平等的和平主义者。1972年12月4日，他在联合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演讲，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良心与公义：
我国的经济不能再忍受这种控制，80％多的出口都落入外国大公司的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视资源国的利益……这些公司多年来开采智利的铜矿，仅在过去42年就赚取了40多亿美元，而他们的原始投资才不过3000万……这40亿美元足以使我的祖国——智利——焕然一新……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受到一些力量的暗中阻挠，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们本可以成为富裕的国家，现在却身陷贫困。我们到处寻求贷款和援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资源出口国。
而良心却在利益面前被抛弃了。中情局耗费巨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战，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苏联间谍，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斯大林式的独裁者。1973年9月11日（与几十年后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称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攻占不设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阿连德被击毙，智利被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控制。“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但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阿连德总统临终留言。随后，3200人被迫害致死，8万多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逃离智利。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100万美元上升到2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