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0。1％的人口实际收入相比较于20年代下降了40％，员工实际收入则增加了1倍，普通家庭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
随着苏联的日趋衰败以至于崩溃，金融与工业寡头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采用了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工业技术上，他们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工人在使用普通加工设备时拥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普通设备对工人技艺要求较高。然而，自动控制技术的诞生宣告了这种工人权利的消失。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自动控制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来并最终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部门。自动控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与之竞争的技术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出于技术与成本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它将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了金融与工业寡头及其代理人，而不是工人。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与操作，现在则是机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
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拥有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美国利用金融手段从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东亚廉价收购资产，使20亿人进入国际劳动力行列。这些工人以低廉的工资砸烂了发达国家很多工人的铁饭碗与高福利。总体来看，全球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以1982年美元价值衡量，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的最高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但是，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将会限制整体的消费支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推动最终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如果市场缺少对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想法最终会化为泡影。
过去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像法国哲学大师福柯曾说过的：“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过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
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转移与衰败，虚拟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逐渐沦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在寡头控制的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新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无法尽消费者义务，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边缘人。新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富人不再是穷人的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令人讨厌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比如巴菲特、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之流（详见拙著《巴菲特阴谋》，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尽管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了，但整体消费却不断攀升，整个西方国家消费了全世界80％的产品。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60年代的60％上升到2007年的70％。为了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工薪阶层不断地依靠借贷来提高消费水平。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40％提高到2007年的100％。几乎2/3的银行卡持有者（主要是工薪阶层及中等收入家庭）向银行借款，2005年年底，所有未还的信用卡借款总余额达到8380亿美元。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因。
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实际收入的增长，这导致整体消费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增长。有待偿还的消费借贷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62％增加到了2005年的127％。对于那些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全美家庭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其中位于40％～59。9％之间的家庭）的这个数据则从1995年的4％上升到了近20％。
美国人借钱消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金融寡头统治集团有意降低借贷利率，美联储连续20年都采用低利率的货币扩张政策。其二，金融资产膨胀导致的财富效应。信用扩张刺激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从而让拥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民众感到自己变富了。人们通常会依照自己拥有的财富之多寡来进行消费，拥有的财富越多，消费支出越多。于是，民众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工资收入而大手大脚地花钱。
这两个原因之间也有紧密的关系。银行的信用扩张投资于已经存在的个人或企业资产。银行的钱70％用在了抵押贷款上，以已经存在的担保物为抵押进行放贷。股票或房产的价格暴涨后，美国民众申请抵押贷款更加容易。银行的钱还会对金融机构购买已经发行的股票发放贷款，会借钱用于投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信用扩张很少投资于新的研发或者新型产业。
IMF、世界银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属于同一个统治集团的不同分支。在该集团的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高管。它们控制了美国的军事、外交、能源、经济和金融。克林顿总体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鲁宾，鲁宾卸任后担任花旗集团最高顾问职位。布什家族本身就是政商两栖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家族产业遍及金融、石油与军工。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后出任西尔医药和通用仪器两家大公司的总裁。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D。E。Shaw对冲基金高级主管，同年兼任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林证券、高盛集团的顾问与培训讲师。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是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商务部长埃文斯是布朗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总裁。国土安全部部长李奇主持李奇全球公司，也担任朗讯集团顾问。中情局局长伍尔西为巴拉丁私募基金董事，布斯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的副总裁。奥巴马总统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原是纽约联储银行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沃林原是哈特佛金融集团的高管，总统助理弗洛曼是花旗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统切尼拥有大量的哈利伯顿石油工程公司股票。美国伊拉克研究委员会主席贝克为凯雷集团的股东。国防政策局局长珀尔是波音公司董事。就奥巴马总统的金融与经济官员的来源来看，主要出自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高盛集团、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集团的高管层。这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谋利的机制。
金融与工业寡头统治集团只有依靠赌博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来维持经济增长。虚拟经济包括股票、债券等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与交易，也包括外汇与金融衍生品市场与交易。金融衍生品种主要是期货、期权及其组合。其中一些衍生品是以商品、股票交易或者专业交易的形式进行，也称场内交易。另一些产品采用交易双方直接私下交易的方式，也称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是没有实际和独立价值的金融工具，其价值衍生于基础资产——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以及黄金、石油、粮食等商品或相关的指数。因此，金融衍生品的收益依赖于基础资产价值的变动。
金融衍生品最早出现于19世纪。186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取代历史悠久的远期合同（与期货本质相同，但合同五花八门，合同本身难以形成市场交易），成为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期货市场早期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对冲远期风险为目的的套期保值者。他们在现货市场买进或卖出商品的同时，在期货市场做反向操作，卖出或买进相同数量的同种商品，于是无论未来的现货市场价格怎么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额大致相等，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与套期保值者不同，投机者则是以套利为最终目的，其收益直接来源于价差。投机者根据自己对期货价格走势的判断，作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如果这种判断与市场价格走势相同，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可获取投机利润；如果判断与价格走势相反，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承担投机损失。
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廉价资金。此外，东亚一些国家产生的贸易盈余和拉丁美洲国家用于还债的资金，流进了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为1。75％，而东亚国家的生产投资收益率则在10％～20％之间。这相当于其他国家在补贴美国金融机构，从而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的扩张。
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的股票、期货、外汇交易量均为实物交易量的2倍～3倍。在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华尔街、芝加哥和伦敦金融寡头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元。1998年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金融衍生品总额超过2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倍以上。2006年，世界产品与服务贸易额为38。8万亿美元，而外汇日成交量已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总量的80倍。2007年，金融衍生品与外汇日交易额高达11。4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
金融企业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企业。比如，投机性极强的封闭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都是通过大额借款的形式从机构投资者和超级富豪手中筹集资金不在大众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