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一挥：“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长途汽车，心想一边感受京石高速的舒坦，一边沿途观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权当假公济私，到此一游。
但在长途汽车上，所见所闻，大煞风景。
中巴车为了逃避收费，放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走，专走早已废弃的老路。汽车一路颠簸一路险权且不论，强占座位的、泼妇骂街的、玩三页牌行骗的、明抢暗偷的，与首都北京的称号大相径庭。我们印象尤深的是，某国家级运动员，为了抢占门口座位，依仗五大三粗的身材，将另一乘客老鹰抓小鸡似的拎将起来，抛在一旁，自己理直气壮地坐下，被拎者不满，白了他一眼，嘟囔几句，便招来一顿拳脚。满车的乘客，无一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虽然心中愤愤不平，却唯恐惹火烧身，敢怒而不敢言。
人常言：“十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理应互相理解，互相关怀，而不应仇人似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使本来愉快的旅行充满担心与敌意，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我等自作自受，活受了几个小时的洋罪，傍晚时分，终于抵达北京。
那时的京城，旅馆不像现在这么多，又值旅游旺季，各旅店、招待所人满为患，连澡堂子都挤满了客人。星级酒店住不起，又找不着便宜的住处，倘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与任何一同学挤一宿，即使找不着同学，天又不冷，路边、檐下、地铁站，流浪汉似的，天当房子地当床，哪儿都能凑合一晚，还省却了住宿费。可这次不同，副局长跟着，他上了年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太过委屈。于是，大街找不着，就钻小胡同，从城南到城北，跑得腰酸腿疼，最后来到海淀，终于找着一家私人小旅馆，只有两张床位，每人五元，而且没有发票，我们不满意，还要继续找，副局长照例把手一摆：
“算了，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于是副局长睡一张床，我与秦×ד脚打蹬”同挤一张单人床。在阴暗潮湿的个体小旅店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早上起来，在路边的小摊儿吃了煎饼果子、馄饨，胡乱糊弄了肚子，便直奔清华大学。清华方面，见我去而复返，以为我等的银子成了囊中之物，口气更硬。“八万元转让费，一个子都少不了。”“看来只有和通县做生意了。”副局长如此对我们说。
途经天安门，秦××未到过北京，免不了要游历一番。不想内急，急寻方便之处。那时，收费公厕刚刚兴起，天安门广场的公厕如同大栅栏的食堂一般，必须排队等候。公厕前，四个男女在忙不迭地点钞票，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书：入厕贰角，不找零钱。
副局长从厕所出来，望着长长的如厕大军，不禁感叹：“宰相门前七品官，在天安门当一个厕所所长，比在长安县当财政局局长收的钱都多。”
走累了，三人找一阴凉处席地而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谈论着来京的感受。也许是口渴的缘故，烟刚刚抽到一半，秦××随手一弹，半截香烟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跌落在不远处。一位老者径直走到了秦××面前，从兜里掏出红袖章，在他眼前一晃：“你扔的烟头？拣起来！”然后飞快地撕下一张票，塞给秦××：“罚款五元，下次注意。”
秦××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一张罚款单已经到了手里。
老者从走向我们，掏出红袖章，到撕下罚款单塞给秦××，动作一气呵成，再配以台词，一切恰到好处，表演到了极致。
秦××刚想争辩几句，引来一群人的围观，纷纷指责他，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涨得像猪肝，扔下五元钱，匆匆地走了。
“什么态度，真是的？”老者嘟囔着，弯腰拣起钞票，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
事后，副局长开玩笑：“首都人真是素质高，连罚款都美妙至极。”
抵达通县小务镇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安排他们俩人住下，叮嘱店老板准备饭菜，我借了店老板的破自行车，直奔德仁务村。
近两个月不见，张厂长已经鸟枪换炮，米黄色的重庆长安面包车已经变成了色泽血红的天津夏利。贵客来临，他惊喜交加，顾不得心疼新车，二话没说，径直掀开小汽车的后盖，将破自行车塞在里面，驾车直奔小务镇。包赔过旅店老板的经济损失，我们三人被他接到了家里，稍作安顿，自然免不了一番款待。几个酒鬼遇到了一起，转眼间两瓶二锅头揭了个底朝天，张厂长又整来两箱子燕京啤酒，白酒、啤酒交替着喝，好不畅快淋漓。第二天上午，酒劲还没有散尽，副局长带着微微的醉意与张厂长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挺简单，核心是一纸配方。关中话叫“一窍不得，少挣几百”。关中人心轻，将区区几百元都升华为俗语。为了这一纸配方，我们耗时三个月，辗转数千里，花费几万元，终于括入囊中，三人喜不自禁，谁知而后竟成为我们创业道路上沉重的负担，这才叫“鬼迷心窍”。
秦××绘制了机械图纸，盘桓数日，我们向厂长告辞。张厂长挽留了几句，免不了又要做东，在小务镇订下酒宴，为我们饯行。席间，张厂长偷偷地塞给我一千元，我霎时两颊绯红。副局长以为我连续舟车劳顿，身体虚弱，不胜酒力，还一个劲地表扬我劳苦功高，要注意身体云云。
副局长一席话，使我羞愧难当，简直无地自容。当初张厂长许诺给我回扣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一眨眼就会忘掉，如今诺言兑现了，我却有些不适应，当时就想站起来，将它交给副局长，然后说声：“对不起，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一是怕张厂长就在当面，脸上挂不住；二是担心即使把这一千元拿出来，别人还以为我拿的不止这些，假装廉洁，虚晃一枪，以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浑身是嘴，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
我很卑鄙，终于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悄悄地装好一千元，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腐败记录。这次腐败，使我早已失衡的心理平衡了许多，但也成为以后久久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发觉所选项目上当受骗，实体经营举步维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甚。有一则顺口溜，在老百姓之中广泛流传，虽然极端，然可见一斑：“××广场朝北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全部拉出去法办，保险没有冤假案。”但自己受教育多年，传统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每每想起此事，夜不能寝，良心备受煎熬。由此想见，共和国的蛀虫们虽然表面华衣美食，风光无限，晚上脱衣上床，夜深人静，突闻警笛之声，亦会惊恐不安，难睡安稳之觉。
北京归来，局长破例礼贤下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请我们到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重庆火锅城狠涮了一顿，算为我们接风洗尘，也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技术已经到手，寻找厂房，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投入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而通达实业总公司账面上仍然没有分文。印刷厂的借款已经到期，曾上门多次催要，倘若工业局不是其主管上级机关，有厂长、书记的任免权，早就拍桌子掀板凳地翻脸了。工业局机关亦自顾不暇，已经好几个月未发工资了，依靠局里投资看来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心急如焚，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好几万元购买的技术，一天天变成揩屁股的废纸。于是，我们分头联系了几家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把眼镜擦得一尘不染，听说工业局也办实体，先乐了：
“银行也是企业，并非慈善机构，拿响当当的现大洋打水漂漂？”
工业局作为县办工业的管理部门，经常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企业日子不好过，借贷的款项常常无法按时偿还，工业局也失去了信誉。如今自己伸手向银行借贷，银行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先把企业的贷款还清了再说。”贷款便打了折扣，要么声称没有信贷规模，一推六二五；要么要求质押，押一贷一——总不能再让企业为你的贷款提供担保吧！
工业局盖起新居之后，就搬迁到了北院，南院成为闲置资产。兴办实体时，把南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给通达公司，成为实体办公的所在。我们曾经设想以南院办公楼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南院的房地产产权不全归属工业局，工业局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南院原为工交政治部办公楼，后来工业、交通分家，成立大经委与交通局，办公楼也以楼梯为界，劈为两半，再后来大经委又分出计经委、乡镇企业局、二轻工业局，计经委只占楼产的四分之一；交通局又设立了交通运输管理站、公路管理站、交通派出所、筑路工程队等。所以在长安县，除了县政府大院，南院的招牌最多，是真正的大杂院。办公楼是国有资产，当初还没有房产意识，未办理过房产登记手续。即使要办，房产局也不可能给上无天下无地的四分之一国有资产办理产权，必须协调其他六家单位，而且费用不菲。长安人杰地灵，缺少土特产，却盛产能人，人们一个比一个能行，一个比一个伟大，互不服气，而又唯恐别人胜过自己，于是办事互相推诿扯皮，设卡子，使绊子，窝里斗。如今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毫无办法。副局长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着急，‘一镢头挖个井是敞口子。’事情得一步一步来，我们先解决厂房问题。”
前文说过，计经委的前身，是长安县工交政治部，在申店，与第二造纸厂相邻，有所工交技术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大部分校舍被第二造纸厂职工占用，当成了家属院和职工宿舍，尚有几间空余的房子，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经请示局长，便把这几间破败的教室作为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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