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吃饭，用省下的饭钱割二斤肉。回家的路上，妻子坐上架子车，丈夫拉着，喜不自禁的妻子用驱赶肥猪的藤条轻轻地抽打丈夫油光光的脊背：“驾！”
丈夫则步态轻盈，大声吆喝：“谁要肥猪……”
路人纷纷驻足，于是幸福便在架子车上荡漾。
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华衣美食，妻妾成群，儿女孝悌……人世间诱人的东西实在太多，归根结底，无非“名利”二字。如庄子所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利”字作祟。司马公《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如蚊逐血，如蝇争臭，趋之若鹜，倘得不到，则自我宽慰“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然而世间真正能有几人拿得起，放得下？
明代的朱载堉曾经写过一首《十不足》的散曲：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人心没底，欲壑难填，倘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那该多累呀！
曾在朋友家里看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记得几句，聊抄于此：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今晚脱鞋放一晚，不定明日穿不穿。世间几多愚昧汉，一生不肯结姻缘。贪心不过意难满，有了八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奉劝世人早看淡，有钱积德种福田。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譬如茶杯与水缸，茶杯虽小，能够盛水解除干渴；水缸很大，却难以滋润天下之干旱，所以小，可以纳天；大，不足以容心。
十七新闻的力量（1 ）
我被媒体捧成了“名人”。
贾平凹先生说：“名人是芸芸众生用泥和草和着金粉捏出来的神。”宛如商店里悬挂着的衣服，翻过来，扯过去地让人品头论足。电视、报纸的连续报道，很快将一个偶然的话题引申到关于中国人才机制问题的大讨论上，更有媒体称之为“陆步轩现象”，从而拉开了口水大战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为首的“体制改革论”与以销售总监培训师、职业经纪人培训师、《北大学子》特邀理事王文良先生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论”展开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各不相让，几乎争吵起来。电视机前的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千万莫为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伤了和气，有失大家风范。亏得我的师兄，“北大教授副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文学博士真的”孔庆东从中解围，要不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演化为拳击场也未可知。
《诗经。小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自己笨嘴拙舌，却对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者素无好印象。但长安区××局干部×先生却当头棒喝，给我上了一课。
我与×先生年龄相仿，在长安地界，头可能碰破，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徐松涛、周武兵拉我作解剖时，他恰巧在场，站在二位导演一边，鼓励我上京，揭露地方人事黑幕，我曾予以拒绝。不料×先生却冒着被人穿小鞋的危险，自费赴京，仗义执言，在众多大家之中，在全国亿万电视观众之前，为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其人品、勇气、胆识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且看他发表于《陕西老年报》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可见一斑。
……倘若分配时实事求是，使其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造福当地，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缘何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假如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文明便很苍白，改革便无生机。
诚然，“北大毕业生卖肉”未尝不可，退休老教授还卖茶叶蛋呢。但时下，我国人才现状、构成及含“金”量表明，北大毕业生依然是亿万学子以及家庭心仪的品牌，有幸考中的青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而顺利毕业则更是拥有一定知识的象征和标志。而我西部正值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北大毕业生的价值焉能小觑！自然，如果北大毕业生在对口的领域未能胜任，那是他个人的原因。但刚走出校门来个用非所学，责任在他吗？至于怎么适应社会，那是步入社会以后之事。至于说陆步轩没出息，为何不上市应聘，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1994年国家才启动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机制，在此之前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分配思想的偏差，分配中的问题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离开时空和历史来谈问题，合适吗？他本可能更好地发展，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抑或当初陆步轩太“笨”，人家有些高、初中生都能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你就比不过他们？你“傻”到“家”了。
值得提及的是，有人竟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陆步轩遭遇的同情与关爱，臆断为“文凭崇拜”，冠冕堂皇地夸大时下“双向选择的纯净度”云云，不辨菽麦地称陆的遭遇是“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殊不知恰恰在“人才使用”的本源上出了纰缪，无法“互动”，才呈现了扼杀人才的天下奇观。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 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