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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问题的难于解决，首先是因为有国与国之别，其次是有权动用武力者，有的不甘心于自卫而想扩张。两个原因都根硬，也就都很难消灭。看各国的历史，都是人由少而多，社会组织由分而合，合几乎都是来于强凌弱，众暴寡，即力大者扩张。如中国，传说的尧舜前后，部落也许不下几百吧，到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国还有几十个，到战国时期就成为七雄并立了。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扩张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积极方面是想扩大统治地区，消极方面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奸睡。扩张成功，其后还是靠武力，使心不服者不敢造反。现代情况有变，是绝大多数国家，也就成为舆论，都反对扩张；而心不服者（主要来于民族问题）却不少要求独立。去国界以实现大同的理想，至少是暂时，破灭了。剩下的唯一希望是有动用武力之权者都安于自卫而不想扩张。这如何才可以做到？精神的条件是掌政者明智，制度的条件是发号施令不是来于个人，而是来于代表人民的集体，集体，信理智的慎重考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武力的。
信任理智，举措能够明智，也是理想。如果此理想成为现实，各国武力的军队部分就可以削减，直到殆等于没有。但这终归是理想，正如《镜花缘》中君子国之为理想，成为现实是万难的。那就不能不实事求是，求尽量多的国家，由制度和教养保障，关于武力，安于自卫而不求扩张。为了防备万一，这样的国家可以联合，不管如何称名，目的主要是反联合体以外的扩张主义。如果这样的联合体团结紧密，内部没有利害冲突，扩军备战的情况就会有所缓和。
另一个理想，是最强大的武力属于联合国，它就可以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能，使个别的想扩张的国家不敢动，各国也就可以不扩军备战。这也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可惜太长，非短时期所能到，因为在现时，联合国的一点点力量是来自参加的各国（如经费就是）和一些国际舆论，与各国拥有的真刀真枪相比，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们就常常听说，虽然绝大多数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愿意打仗，可是终归不能消除战争的危险。所以准备武力总是不可避免的。达则兼善天下，太远大，太困难；只好退一步，只求独善其身。这是为了社会安定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关于武力，规模应以适用于，对外，自卫，对内，制止刑事犯罪，为度。超过这个限度，如对外，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军队开入邻国的境内，对内，为了对付异己而使用武力，都是不合理的。动武通常是理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而反要要求合理，像是有些缠夹，可是讲武功，却应该勉为其难，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三五 变易
《论语》记孔老夫子在川上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心情，浅是由恋旧来，深是由怕老死来。但恋也罢，怕也罢，客观情况还是逝者如斯。这里是谈社会问题，只好躲开似水流年，着重谈生活以及生活条件的变化。
我们命定生在以时间为框架，一切都在动的世界里。动有大的，如推想的宇宙正在膨胀，银河系在转动。等等；有小的，如脉搏跳动，呼吸，等等。动就必致有变化。我们这里着重谈人为的变化，、因为如地球绕日运行，从而地上有季节变化，你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它还是要变。人为的变化，或者说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人的苦乐密切相关，因而其情况，以及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值得特别注意。
先说变的情况。这很复杂，只说荤荤大者的一些方面。变有断续，一般是续多断少。以衣着为例，忽而西服像是高雅了，有些人勇于趋新潮，做了西服，换上，这是断；可是回到家，也许脱下西服，仍旧贯，这是续，还有，由群体看，也许有更多的人到家门之外也是仍旧贯，这也是续。这种断续的情况，在头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五四前后，有不少人也宣扬白话，可是写书札和日记还是用文言，就是好例。这情况告诉我们，某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斩钉截铁式地弃旧从新并不容易，纵使这新是较好的。变有大小，如私有变为公有，信唯心变为信唯物，是大变；平底换为高跟，信观世音菩萨换为信《易经》，是小变。大变较难，因为与旧习惯距离太大，短期间不容易适应。变还有好坏的分别。一般说，变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如换木板为席梦思，躺下必舒服得多。但也不尽然。这有客观的，如前些年，无冠变为加了冠，就等于堕入地狱。有主观的，如苦茶变为可口可乐，有些老朽就喝不惯，不欢迎。变还有心物或内外的分别。如上面所举，由信唯心变为信唯物是内心有变化，换木板为席梦思是外物有变化。心，像是与物有别，不硬梆梆，可是说起变，常常更难，所谓“匹夫不可夺志”。
变有原因。泛泛说，是求遂心。这心应该是己之心。说应该，因为也可能，或常常，是他人之心。如换木板为席梦思是遂己之心，加冠就反是，而是遂他人之心。再说遂心，为什么不说由坏变好？因为如加冠，或放大，说改朝换代，未必就是由坏变好；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玩古钱币时间长了，有些烦腻，改为集邮，两者像是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求遂心罢了。这是旁观者清的看法。换为由主观愿望方面看，情况就不同，无妨说都是求由幽谷迁于乔木。求而真就变，原因可以大别为内外两种。内是由自已感到不方便来，如茹毛饮血变为火食，椎轮变为大辂，清朝早年之设立军机处，晚年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是。外是由与己之外的什么比较来，觉得人家的好，至少是接受过来也不坏，于是就变：如五四前后之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换文言为白话，目前之遍地可口可乐和卡拉OK ，都是。不管什么原因，变都有难易问题，只说难，主要障碍是两种。一种，几乎所有的人，尤其年高的，改要舍去旧的，就不免，一方面会难于适应，另一方面会产生失落感，也就是都会带来小苦痛，苦，因而就不欢迎。另一种，是一部分人，改会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如君主专制改为议会制度，说了算的人物是不会赞成的。
专就群体说，变有两面性：大趋势是由坏变好；可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具体说是某一时期的变，某种形式的变，也可能带来苦痛，甚至大苦痛。旧时代的改朝换代是个突出的例。新统治者都是马上得之，就是说要经过战争（有极少例外，如曹魏之代后汉，那是战争移前，胜负已定）。战争，举起刀枪，就不再讲理，就不再顾道德法律，遭难的自然是老百姓，严重的被杀或自杀（多数是妇女），其次也是颠沛流离。等到战争停止，新君登极之后，制度难免小变，人事难免大变，又来了受影响、难适应等等问题。所以就无怪乎不只在朝的，就是在野的，易代之后，过故宫而有禾黍之思了。
改朝换代之后或之外，还可能有对群体生活有大影响的变。这种变通常是来自有权者的一念之微和金口玉言，其后又常常跟着朝令夕改。如清朝初年的强迫被征服的男性剃发，太平天国之强迫人民拜天父天兄，就是此类。这种变，由发令者方面看，是改不正确为正确，改不合理为合理。而受命者所面对的实际则成为，在遵命与死之间，必须选择一种。不幸而不愿意变，处境就非常可怜了。可怜，是由于短期内不能适应而必须适应，其结果是苦。在金口玉言一方，只成全自己的理想（或竟是幻想）而不顾及群体的难干适应，是揠苗助长。讲治平，应视群体的幸福为至高无上，切不可揠苗助长。
那么，就应变也不促使其变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是变，要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变之后，有把握比不变好，如修铁路、扫盲之类就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是，要群体不难适应，如规定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校受义务教育就是这样，顾及群体不难适应是个重要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由群体方面着眼，如果变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那就应该尽力求主动多，被动少。还有，如果变可以分为小和大，那就应该尽力求小变多，大变少，甚至有些事物，真是可有可无，如果有也无大碍，那就暂保留也好。有人也许会忧虑，说这样讲变易，治平之道不就成为尾随主义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与尾随并行的，或说先行的，还应该有大方向并容许因势利导，说尾随，只是以民意为重，不凭奇想大变，使群体不能适应，从而人民幸福与举措实效两败俱伤而已。
三六 国际
我们住的这块地方，也大也小，都由比较来，比如与家门之内比，它太大，与宇宙（宇宙之外，会不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比，又太渺小了。可是纵使渺小，其内涵仍然过于复杂，单说大块头的，以自然之眼观之，有几大洋和几大洲，以人事之眼观之，有大大小小若干国。足不出国门，如前面所说，问题不少口我们的老祖宗生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心目中的世界是中央一块土，四面有水围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知道居中之外还有四夷，但心情上是看不起，万一有不得不重视的时候，就修长城，把称为夷狄的挡在外边，然后安坐在宝座上，妄自尊大。现在大不同了，正如我们常听到的，是不想化也得化。换句话说是，在这个大球或小球上，有很多国家并存。而且不只此也，来往还过于容易，上飞机少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