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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同时，有人不断问阿洪：
“看几频道啊？”
“是啥节目？”
“有几个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做爱吗？”
第一章 牢狱之灾（3）
在尿臊气中“熏陶”着的阿洪，最后终于“哇”的一声呕吐了起来，众人一阵哄笑……
“看彩电”之后，阿洪又被迫“表演”了几个“节目”，最后压轴的是“钻狗洞”。
只见十几个人直着排成一队，双脚叉开，这就是“狗洞”。有人让阿洪爬过去，阿洪迟疑着不肯爬，两个人上来踹了他几脚：“你他妈的想找死啊？叫你爬你敢不爬？……
阿洪终于四肢着地，钻起了“狗洞”。
他一个个地爬过那些同胞的胯下时，不断有人用双脚夹住他，并用巴掌狠抽他的屁股。
“号子”里笑声不断，人们都疯了……
我和大水哥的兄弟缘分的来历
我东窗事发的当天，我的哥哥大水正在邻村的丈母娘家喝他小舅子的结婚酒。听到我被派出所抓走的消息，急忙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赶。
一路上，心急火燎的大水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的一条浑水沟里，磕了一只牙还不算，那只结婚时走后门买的上海牌手表也掉进淤泥里不见了。
大水大我十几岁。他和我其实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我的生身父亲是他的继父。母亲原来是上海一资本家的保姆，解放后和在浙江的丈夫携大水和大水的姐姐桂贞来到福建谋生。由于丈夫体弱多病，为了让两个孩子有一口饱饭，母亲改嫁给了一个林场的包工头，也就是我的生父。
母亲改嫁后又生了三男两女，我是最后一个。
我的四哥和六哥幼年即死于痨病。
痨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四哥与六哥长的是何模样，他们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据父亲告诉我，四哥与六哥病重时，O型血的母亲，先后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他们。
四哥与六哥夭折后不久，痨病这个恶魔又向母亲伸出了罪恶的魔爪。
母亲是在多次输血之后，体质开始转弱，最后被痨病缠上的。
祸不单行，原本健康可爱的我，因为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不到三岁就落下了驼背的终身残疾。
在病床上拖了两年后，母亲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一天，父亲，大水以及姐姐们都围在母亲的病床前，含泪聆听母亲最后的遗言。
母亲接连吐出了两口鲜红的血，喘息着指了指了父亲怀抱中的我，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残废的儿子……”
说到这里，母亲流下了浑浊的泪水，她叫过哥哥，艰难地一字一顿说：“大水，你已经订婚了，是大人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叔叔和弟弟，能答应阿娘吗？”
“叔叔”指的就是我的生父——大水的继父；大水一直这么叫，后来，我也跟着叫，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母亲是怕哥哥在她死后不能善待父亲和我。
大水哽咽着，强忍住泪，抓住母亲的手，用力地点了一下头：“阿娘，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叔叔和灯明的！”
40多岁的母亲，就这么走了，来不及看到哥哥成家立业，更来不及看到我长大成人。
这就是，我和大水哥的兄弟缘分的来历。
第一个大错……
大水一身泥水和汗水地赶到家里，老父亲早已急得团团转：“灯明他犯了什么法哟，派出所抓他？大水你赶快想想办法吧，千万别让灯明去劳改……
大水匆匆换了干净衣服，骑上车又赶到公社派出所。所长把一叠白纸黑字的材料往桌上一扔：“你看看你弟弟干的‘好事’！”
大水略为翻了一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么，我究竟是怎样进了派出所的呢？
且先让我老实坦白交待一下我此前的“历史”。
初中三年，家里一直很穷，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顾不上我，哥嫂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也是经常出外“打游击”，我的初中生活过得颇为艰苦，经常连二三毛钱一份的青菜都买不起，只好往白米饭上撒几粒食盐将就着吃。
临近中考前夕，要填报考志愿了（那时，还是先填志愿后考试），班主任特意走到我旁边，说：“你最好报高中多读两年书……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这样的身体，考上了也没人要。”
班主任一句善意的话，在我听来却觉得分外刺耳：老师莫不是看不起我？自尊心太强的我，一赌气；冲老师吼道：
“我不读了！”
就在那天，我卷起铺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这，是我这一生中，所铸成的第一个大错。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父亲本指望我“考出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原本不错，现在见我就这样不读了，也无话可说。那时，各大中专院校几乎都不招收残疾学生。
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农村，残疾人的传统出路，往往就是去学一门手艺，诸如理发、裁缝、维修家用电器和钟表等等，这些职业不需什么体力，赚点钱相对轻松，讨个老婆养两个孩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父亲替我交了30元钱学费，把我送到县城里的一家缝纫培训班。
但我对学手艺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学起来自然三心二意，一个月培训期满后，我的“毕业成绩”是一条一只裤腿大一只裤腿小的根本不能穿的坏裤子。
第一章 牢狱之灾（4）
此后，父亲不再强迫我学什么手艺，把我带到堂哥开办的砖瓦厂，踏踏实实地放了一年牛。
在放牛期间，我坚持听收音机，到七八里外的乡文化站看报纸，了解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很多农村专业户、万元户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成功事迹，激起了我勃勃的野心。
17岁那年，我成了全乡第一个养鸡专业户。
我小打小闹了两年后，乡里许多农户靠关棚养鸭赚了钱，哥哥也想养，便让我帮着家中养鸭。
我把书上的一些科技知识运用于养鸭上，家中的几百只蛋鸭产蛋率竟连续5个多月高达九成以上。
乡亲们都夸我“厉害”，“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纷纷向我讨教养鸭技术。
乡报道组张干事也闻风而来，替我在省里的科技报上发了一篇小报道。
一天，张干事领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住的鸭棚里来，说，这是我们乡的邱书记，他特地来看看你。
邱书记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说，小缪啊，听说你很肯钻研，最近还有个“人工鱼粉”的新发明哩……
我受宠若惊，有些语无伦次地向这位爱才的父母官和盘托出了我想搞“人工鱼粉”加工的想法。
鱼粉是鸡鸭饲料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原料，国产鱼粉大多质量低劣，进口鱼粉成本又过高，一直是影响养鸭效益的一大难题。从书里，我琢磨出了一种人工合成鱼粉的思路，可以替代价高的进口鱼粉。再进一步，当时全乡蛋鸭有上百万只，在整个福建省也是大名鼎鼎，饲料原料（包括鱼粉）用量巨大，倘若这一思路付诸实施，每年可为全乡鸭农节省饲料成本上百万元。
邱书记当即拍板，将为我争取2000元贷款，把我的“人工合成鱼粉”项目扶上马；尽快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元几乎相等于现在的一两万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主任大人不肯见“鸡”行事
我去找了乡信用社主任。
主任大人是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干瘦老头，怀疑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狠狠地盯了我这个矮小、驼背、嘴上没几根毛的小青年几眼，说：“关于你的贷款问题嘛，嗯，邱书记是跟我打过招呼，不过，最近信用社资金紧张，等过两个月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推说现在贷款都没收回来，让我再等等。
我急了，想起当下盛行的“走后门”，不知主任是否因为我没给他送礼而不给我贷款，干脆，我也走一回“后门”吧。
但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便抓了自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捆上双脚，往黑提包里一塞，准备去给主任行贿。
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等了好半天，瞅准里面只有主任一个人，赶紧做贼似的溜进去，叫了声主任，便把老母鸡往包外掏……
主任见鸡顿然变色：“你……你这小同志，把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点拿回去，快点……”
我把掏出包才一半的鸡又塞了回去，满脸红得像鸡冠，推门鼠窜而去。
没办法，我去找邱书记。
邱书记当即挂了电话给信用社主任，说，小缪的贷款你怎么一推再推？你信用社应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嘛，我现在就叫小缪过去，你把他的贷款今天就给批了。
第二天，我终于从信用社拿到了2000元贷款。
我购齐了所需原料，在家中开始了“人工鱼粉”的手工试生产。
哪曾想，一场全国性的养殖业大滑坡就像那年的洪水一样从江北席卷了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蛋价一跌再跌，产蛋率超过九成也要亏本，鸭农们纷纷将产蛋母鸭杀的杀，卖的卖，我所在的乡亦未能逃过这一劫。哥哥不得已忍痛低价抛售了正值产量高峰期的鸭群。
几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风云突变，我的“人工鱼粉”还没卖回几百块钱，就只剩下积压亏本的命运了。
无奈之下，我把目光转到了养殖业之外。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或许是我亏本亏急了，竟然胆大包天，打起了“性”的鬼主意。
上世纪80年代末，“性”在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非常隐晦、敏感的字眼，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敢像现在这样公开宣扬性知识、性健康、性道德、性文化，连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教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总是跳过去不教；让同学们自学。那时整个时代对于“性”都像那些老师们那样含蓄羞涩，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