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兆勇，创办了张家口第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爱家园〃，在助学和环保上做得有声有色……
还有北京“心灵家园”的创办人洋光、海阳主任，以及成员盲歌手、演讲家阿荣和耿剑、南杰、吴非、严威、小天使……
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兄弟、朋友，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理想呢？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替自己辩解。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体生活。灵魂生活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所以，对处世来说，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周国平《对理想的思索》
正像刘宗超教授评价我时所说：一般人是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沙漠舟是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而刘教授自己，以及古往今来所有追求理想的人们，他们，又何尝不是在“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
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的话，哪怕他富可敌国，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而这，恰恰成了这个越来越富足的时代，令人揪心的一大病态！
想到一句话：
理想，是安置灵魂的天堂。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有人质疑我的出发点，认为我去演讲，无非为名为利而已。
我觉得泉州四中张校长对《东南早报》记者的一席话，比较能理解我。
他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沙漠舟先生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通过演讲这样一种劳动自食其力，这对学生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演讲。
毋庸讳言，我的演讲，适当收点费加上签名售书，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将演讲更好地继续下去。
而我，更看重演讲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时候，只要有演讲，哪怕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也欣然前往，毫无怨言。对于我来说，一场演讲，哪怕只有几个人受影响，这就够了！
一次，某县教育局为我安排了四场演讲，最后一场在县实验小学。
我的助理程瑞春和该校校长联系时，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声称一不给演讲费，二不得卖书，言语间极其不敬。
联想到头一天所受的礼遇：在该县一中演讲，校领导不仅给了演讲费且鼓励学生买书，最后还热情地派车送我们回招待所。瑞春气愤地说，这么没素质的校长，不用给他们讲了。
讲！
我毫不犹豫。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演讲现场除了一个麦克风，居然空无一人。
一个转播摄像头对准了我。
学生们都在教室里，通过转播看我的演讲。
尽管我算是见过不少场面，但这样的“演讲”却是第一次。
也有学校通过电视直播的，但现场都安排了一些学生，这样有气氛，还能和他们进行互动。
而这一次……
我硬着头皮演讲完，就出了电教室，下楼，往校门口走。
快到门口时，学生们“哗”地潮水般从教室里涌出来，霎时间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个本子伸过来：
沙老师，给我签个名……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6）
沙先生，给我签名……
沙老师，签名……
无数本子、笔拼命往我面前塞，我根本没法好好签。
人潮汹涌。有学生被推倒在地。
现场居然没有一个老师维持秩序。
我慌了手脚，真怕这样下去，后果不可收拾。
瑞春依仗人高马大，用尽排山倒海之力，终于把我“救出”学校大门。
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冲出来，得到了我的签名。
晚上，我在一个市场，想买一个钱包。
刚在一个柜台问完价格，隔壁柜台过来一个小学生，递过来本子和笔，沙老师，您给我签个名。
我有些诧异：此时此地，竟然碰到一个“粉丝”。
那孩子的母亲听说我是“作家”，热情地向我介绍她卖的钱包。
我挑了一个，给了钱让她找。
她拿着钱到里间，一会儿出来，原封不动地把钱退给我，说，我孩子说了，要送一个钱包给你。
这个钱包，成了白天这场演讲，最有价值的报酬。
2006年6月，湖北工业大学邀请我去作演讲。
湖工大有个人文讲坛，办了多年，在校内颇有影响，受邀的演讲者大都是武汉的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
可是，按校规，每场演讲的报酬只有200元。
我自掏腰包买了火车票，日夜兼程，千里迢迢赶到武汉。
住不起高级宾馆，我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
武汉是火炉，电风扇呼呼吹着也还是热。
这场演讲，人吃苦受累不说，还倒贴了几百元车旅费。
但是——
一个学生说：沙老师，我崇拜你……
另一个说：我读了四年大学，才第一次碰到你这样一位老师……
大学生说这些话不容易。
在离开武汉的火车上，我没有为“贴钱演讲”而烦恼，心里充满的，是生命得以发光发热的喜悦和自豪！
经常有学生问我，沙老师，您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对我来说，站在演讲台上，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莫大的幸福。
我保存着一份2005年福建浦城教育局的“作家沙漠舟‘理想与人生’报告会日程安排表”：
星期三（11月8日）上午10：00新华小学
下午4：00二中
星期四（11月9日）上午10：00光明中心小学
下午4：00三中
星期五（11月10日）上午10：00实验小学
下午3：00一中
三天讲六场，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的残缺之躯虽然孱弱，但我并未退却。
第四场是在操场上，一千多名学生。
天阴着，北风呼啸。
我先是站在主席台前演讲，后来，麦克风时好时坏，我干脆放下麦克风，爬上讲桌，用尽吃奶的力气，到后面都有些有些声嘶力竭了。
这一次，把嗓子喊坏了，得了慢性咽炎，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我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演讲到处奔波，一累反而睡不着，饱受折磨。
一些学校领导见我演讲辛苦，安排饭局，而我，总是能推则推。
我一不会喝酒，二不喜欢大鱼大肉（在香山，我的胃已习惯淡饭素食）。
一场演讲下来，常常已是十分疲惫，却还要以“贵宾”的身份陪吃陪喝，岂非找罪受？
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的演讲并不一帆风顺。
在家乡建阳做了十几场演讲后，我想走出去，照亮更多的心灵。
文友程瑞春为我的精神所感动，自告奋勇，为我“打前站”。
然而，很多学校要不是把我们当成骗子，要不就是因为校长的素质问题，任凭瑞春磨破嘴皮子，也不肯接受演讲。
有时，要跑六七所学校，才有一家愿意接受。
在泉州半个多月，瑞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成一所学校。
我带去的300本书还被盗了。
泉州之行，我们最后只得“黯然离去”。
而有的校长就很有眼光。像晋江南区中学。福建晋江是非常发达的地区，南区中学在当地是最好的初中学校，瑞春去联系的时候，校长非常忙，说你把材料放在桌上。瑞春说那我下午再过来吧。
没想到中午校长就打来电话，说我给你安排时间。演讲现场有2800多人，这也是听我演讲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场鸦雀无声，效果非常好。我带了几十本书过去，全部抢光。校长听完演讲后也非常激动，跟学生们说，沙老师是个残疾人，你们多支持他。
后来，瑞春因为健康问题，无法陪我到处奔波，只剩我单枪匹马。
有一次，我去浙江一家中学，我把有关演讲的材料递给门卫，让他转给校长，门卫用方言给校长打电话，说，来了个残疾人。校长一听就以为我是来要钱的，马上说不见不见。他自己就把这个门堵上了。
2006年下半年，我的演讲一度陷入困局。
上海的一位“非著名导演”被我的事迹感动得落泪，一再表示，要为我在上海联系演讲。后来我到了上海，他却音讯皆无。我只得转道杭州，一边在美丽的西子湖边摆地摊卖书，一边等待机会。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7）
在杭期间，我因感冒转成肺炎，高烧咳嗽六天六夜，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朋友劝我，你还是别走演讲这条路了，太难了！
不！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演讲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
人的一生，就在于坚持一点什么，并且将之进行到底！
我再一次突破了困境
2007年春天，我再一次踏上演讲的征途。
这一次，我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多了两个助手：孙心童和廖欢欢。
欢欢和我同为家乡建阳一中爱书者同盟的盟员，他在学校时就是个学生骨干，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听说我演讲需要助手，二话不说，辞了待遇不错的工作，上了火车，在路上与我会合。
心童，则是我2006年在杭州卖书期间，引为自豪的一大收获。
这个身高一米八三、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原名孙震元，辽宁人，写诗、习武，一人能敌六七个人。17岁开始卖书，曾在大连开过三家连锁书店。2006年3月，厌倦商场的尔虞我诈；毅然关了书店；独自一人走向全国的名山大川；寻找诗意的生活。
在杭州，他遇到了摆地摊卖书的我。
从我身上，心童发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
2007年春节刚过，他拎上简单的行李，从吉林延边，坐了６０多个小时的火车，找到了我，第一句话就是：
沙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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