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从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女性主播晚间新闻。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们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于是双眼噙泪，来到母亲跟前。我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一下。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曾经在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直接从我身上滑落，我出汗又出得特厉害，以至皮肤因为汗水的缘故，再加上不透气，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尽管我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能够重返课堂，人生又充满了诸多机会，我真的很开心。放学后，老师们邀请我参加一些园艺课程，不仅可以学习植物学知识、繁殖知识，还可以学到土壤养护知识。在巴达赫尚省，即使是在今天，人们掌握的生物和耕作知识依然很基础。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可母亲却不让我再去。即使穿了蒙面长袍，她还是担心我这个青春少女有可能吸引游击队员的游离的目光。只要我在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很有可能增加一次不必要的求婚——游击队员的求婚不是说拒绝就能拒绝的，后果相当严重。如果你拒绝，他们肯定用强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母亲看来，上学是不得不冒的危险，也是她唯一允许我去冒的险。放学后学习花草种植就不一样，那是一种奢侈，她漂亮的女儿完全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游击队员的到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户外生活，但让我没料到的是也改变了我在家中的生活。在我回来上学上了一个月之后，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军去打苏联人算起，我已经15年没见到他了。此刻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已经是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和手下的士兵负责通向库夫的军需路线，确保该地的战士有足够的武器和火药。这对游击队员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军一般不轻易让人占据这个位置。
看到纳迪尔，母亲非常高兴。当然，她也坦率地表示对他工作的不满，也责怪他在家里的困难时期没有帮上一把。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哥哥完全有权打她一顿，甚至可以因这么无礼的言语将她杀死，但他没有。母亲在家庭内部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得向她道歉。他说，现在自己是个男人了，知道孰对孰错。他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尽可能为家庭办事。
他想把我带到他住的村里，那样就可以保护我不受其他游击队员的侵犯。他在游击队里的身份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但他很明白，如果我和母亲留在法扎巴德，即使凭他的影响力也不足以阻止当地的游击队员强迫娶我，如果他们真的要强迫我的话。
这也正是我母亲所担忧的。于是，大家决定让我跟随纳迪尔到他所住的亚富特尔区，去那里唯一的方式是骑马。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家门口，带了两匹白马，都装有马勒，上面还带着流苏，在巴达赫尚省很常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没骑过马，再说，穿着蒙面长袍上马鞍更不方便了，对我绝对是个挑战，更不必说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每次喇叭一响或者听到某一奇怪的响声，马就会吓一跳。后来，我哥哥只好为我牵着缰绳，领着马穿过市区，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摔下来。每次马踢腿或者弓起马背，他就扯缰绳，而我总以为自己快要摔到路上了。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比那天更落后的了——我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被人牵着，仿佛倒退到我母亲甚至我姥姥的那个时代去了。那一刻，我觉得不但我个人，就连我的国家也都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们骑马出法扎巴德，一直朝哥哥的村庄骑去。我们还需要骑整整两天，路况很差，有时几乎就是泥泞的小道。令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驯服坐骑了。蒙面长袍还是妨碍我骑马，尤其是我拐弯的时候。由于穿了蒙面长袍视野受局限，我的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如果马踩进小坑，我就很难保持身体平衡。
夜幕降临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打算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才骑了一天的路，可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们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了。这些农村妇女非常热情，迫切想跟新来的人们说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脏兮兮的双手，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尘土，显然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和不经常洗澡的缘故。她们的穿着也是典型的淳朴的乡下农民衣服，不过我看了并不惊讶，只是久久挥不去心中那份回到旧时代的感觉。先是蒙面长袍，接着是马，然后是脏兮兮的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跟她们奶奶的生活甚至奶奶的奶奶的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看到了这些，我仿佛觉得这就是祖国的不幸前景。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浑身僵硬酸痛，骑马引起酸痛的部位你想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在落马好几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骑马走过崎岖的山路了。在阿富汗的这个地方，骑马要有点技术才行，有时候事关人命。
和纳迪尔一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拜访一位叔叔以及邻村的一些远房亲戚。我在一名妇女的边上坐了下来，她刚好认识我母亲，就问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我在不在喀布尔。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恐，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叔叔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他本能地引开话题，并暗示那位妇女所说的人其实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马莫沙哈，他15年前就被游击队谋害了。
当年游击队袭击豪汗镇时，马莫沙哈和当时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奋起反击，将他们击退。那一晚，他整夜待在一间小浴室里，用仅有的一把手枪朝窗外开火。为了能让他够得着高高的窗台，他可怜的妻子只好四肢着地，弓成一团，让他踩在她背上。那一场恶战中，他们夫妻俩都存活了下来，但他却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于是他们先去塔吉克斯坦躲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偷偷回到了阿富汗，也就是这次的回来他才被游击队抓获的。这再次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传统：母亲整夜出去走关系，向一个又一个军官求情，求他们释放马莫沙哈。他不是她的亲骨肉，可她视如己出，正如她爱所有其他妻子的孩子们一样。但求情最终没能成功，和父亲一样，马莫沙哈在黎明时分被一颗子弹射进脑袋，就这样被残忍地处决了。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既然我当时在场，那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尽管我的亲戚们都往好的方面说，可我还是担心她说的确实就是穆基姆。他就住在喀布尔，所以我担心遇害的是他。我忧心不已，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感觉一阵恶心。真想长出一双翅膀，飞到喀布尔，去看看穆基姆是否有事。
在回家的路上，纳迪尔反复强调说那个妇女肯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而我也宁愿相信他编的谎言也不愿相信这可怕的真相。
或许是由于一直牵挂着穆基姆的生死吧，我总觉得后来在乡下的日子不惬意。我开始想念家人，尤其是母亲。我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渴望能够回到城市喧嚣和活力的生活中来，最好是喀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甚至还觉得连村里最珍贵的水煮肉和圆盘烤饼都很难吃，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念课堂。
村里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因此，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大家就上床睡觉——通常每晚7点就睡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早了，躺在床上的我，为了有事可做，就在脑子里复习数学题和物理、化学公式，这至少能够让我觉得跟课堂还保持一丝联系。我太想念上学了，就在回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