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嫁给一名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大学讲师远比嫁给一名靠枪吃饭的士兵浪漫。
哈米德的家人好几次来跟我哥哥谈话，提出娶我，但每次都被我哥哥拒绝了。哥哥担心哈米德的家境不如我们家富有，由此我们俩的生活方式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哈米德依靠薪水维持收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兄长们则希望我能延续家族传统，通过与某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家庭联姻，来扩大我们家的政治圈子。哈米德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米尔沙卡伊坦诚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话题。他说知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为我好。“法齐娅宝贝，如果他丢了工作你怎么办？你是在一个不用靠月薪维持生计的家庭里长大的。想象一下吧，每月都要付房租、要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筹到这笔钱，这样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哥哥的忧虑并没有令我退缩。我一直也想工作，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我完全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工作，共同养家；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一对真正的好搭档。我想要过上一种能够和丈夫共同商量家事的生活。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不能告诉哥哥我对哈米德有多喜欢，或者我们俩在大学校园外的谈话内容，这些是万万不允许的。但是，哥哥讲起哈米德的负面情况时我的沉默以及脸上明显流露出的痛苦表情似乎已经道出了一切。
我还试图从姐妹们那里得到支持，以为她们会帮我说服哥哥的，没想到她们也反对我嫁给哈米德。她们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归宿——在她们眼里，财富和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她们跟我讲起参加过的婚礼，在婚礼上，来宾人数成千上万，新娘因戴了珠宝，身份倍增。她们想点燃我对这类婚礼的热情，这样我就会嫁给富有的追求者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值一提。金子有什么用？我想要的是自由。如果活在她们推荐的世界里，我会感到像一只小鸟被困在镀金的笼子里。
在我家，一夫多妻制是正常的，但我不想嫁给这样的家庭。父亲有7个老婆，我的两个哥哥每人也都有两个，所以我看够了女人们因此所受的痛苦和嫉妒。许多来求婚的人都已经有老婆了，我去了只能当个小老婆。我不想去破坏别的女人的幸福，就像我曾经看到父亲后娶的妻子破坏了我母亲的幸福生活一样。在那种婚姻里，我没有独立性，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受的。这样的日子我过上一个星期就会受不了，甚至会自杀。
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到了，这时我已经取得英语学位，并开始做一名英语教师志愿者，教授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英语。看到我的学生们脸上荡漾着光芒我就知道她们听懂了，这事儿真是神奇，我热爱这样的教书生活。
我并没有要求工资，但有一天课程主任给了我2000阿富汗尼，相当于40美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我骄傲得几乎要哭了。这笔钱我一直舍不得用，藏在钱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我想永远保留这笔钱。
等到天开始下雪了，我的心情也终于开始好转起来。我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获得了医学院的学籍。我还顺便教教书，有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去世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但痛苦已经慢慢减轻至可控水平。
战斗越来越零星了，拉巴尼政府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静。1995年的夏天，政府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希克马蒂亚尔同意放下武器，以换取拉巴尼政府中的总理位置。签订和平协议的动因是南部的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
人们对塔利班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学习。根据很多谣传，这些年轻人身穿白色衣袍，自称“拯救天使”。南部的村民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无法无天的游击队和懦弱的中央政府。喀布尔的战斗此起彼伏，而其他省份相对平静，那些省份的人们总觉得被冷漠淡忘了。极端的贫穷在政局动荡之下加剧了，人们因此更加迫切地希望有个正义的政府帮助他们脱离贫穷。
于是，那些自称天使的人们乘着皮卡，来到了村子里，从社区层面着手，恢复秩序，重构安全。他们就像自发治安会会员，但是，对那些担心遭到洗劫而不敢开店门营业的人或者不敢送孩子上学的人来说，这些治安会成员确实有助于个别社区的治安，这就足以培养他们对这群人的信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签署的游击队和平协议竟然让拉巴尼政府有效地运转，这还是头一次。内战就这样结束了，游击队政府内的各股势力终于能够和平共享政权，在国家治理上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只不过，像这样值得肯定的地方太少了，也来得太迟了，没法安抚一群绝望的人们。平静已经降临，但是在阿富汗，它就像蝴蝶的生命一般脆弱短暂。阿富汗人民已经开始寻找新的英雄，新的崇拜对象。于是，塔利班顺势而起。
亲爱的妈妈：
我依然在等待，希望你能回来。直到现在，一想到你已经离开我们，不在人世了，我就会哽咽。我现在成了一名政治家，但有时我只不过是个傻女孩，会犯错误的女孩。犯错的时候，我就会想，你就在那里训斥我，纠正我。如果回家比平时晚了，我依然希望你穿着蒙面长袍，站在院子里等候。
待我到达前门，我希望你还能推着我的后背进屋。我依然希望还能蜷成一团，躺在你身边睡觉，就像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躺在你身边一样。我多么想躺在你身旁，手指埋入你的头发，听着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讲你的起起落落、你遭受的痛苦、你的耐心、你对生活的期待。
妈妈，你的故事教会了我怎样去生活。
你的故事告诉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应该学会承受苦难，学会有耐心。我记得，还小的时候，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哥哥们反对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不开心，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时我不开心，看到同学的父亲开着新车来学校接他我也不开心，我的朋友努里雅讲起她父亲的时候我也不开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无比悲伤。
当我听说你才16岁就嫁给了父亲时我怎么还能不坚强？当我听到你说父亲一个接一个地纳妾，你尽管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和父亲以及其他妻子共同生活，为的是你自己的孩子有个好未来的时候，我怎么还能软弱呢？
对你来说，我父亲理应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任劳任怨地为他的客人准备最好的食物，为什么你总是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为什么你待父亲的其他妻子好，以便她们不互相嫉妒，不给他添麻烦。
我还记得，父亲不在身边时，你曾经不遗余力地用你的智慧解决大家的问题；父亲去世之后，你意识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上学，以及与你同住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你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才会及时引导他们。你很注重把我的兄长们培养成品行优良，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为了让他们读书，上大学，你自己默默地承受痛苦，忍饥挨饿。
每每想到这些，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承担了那么大的责任，你依然笑对人生。你总是笑对人生。我也希望能够像你一样笑对人生中的各种磨难。
妈妈，我就是听着你的这些故事长大的。
有意思的是，我越长大越喜欢听这些故事。我躺在床上，一想起这些故事就会感到很平静、很安全，或许我就是想逃避身边的战争吧。
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你讲完故事后把注意力全部投向我，预言我将来会成为重要人物。
你曾经说过，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曾预言我长大后会成为像你一样的女人：美丽、聪明、英明、热情。虽然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话，却成了鼓励我争取更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当我问你我会成为什么人时，你笑着回答说：“法齐娅，你或许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许会是一名医生。将来会有你自己的诊所，给来自各省的病人免费看病。你会成为一名善良的好医生。”我则笑着说：“不，妈妈，我要当总统。”我这么说是因为曾经听到你跟邻居说：“我的女儿在学校很用功，我敢肯定她将来能够当一名总统。”
你的这些故事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比不上跟你在一起时那么平静与安全。妈妈，从你那里我学会了什么是自我牺牲。从你那里我明白了，单靠文化知识是不能够抚养孩子成长的，更重要的是聪明、耐心、规划和自我牺牲。你就是阿富汗女性的榜样———你饿着肚子步行好几公里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从你那里我还明白了，即使是个“可怜的女孩”，只要她有积极正确的态度，也是能够改变一切的。
妈妈，你是一名勇敢的阿富汗女性。我很庆幸，你看不到这几年来在阿富汗发生的恐怖事件———现在是塔利班的天下。
你的女儿法齐娅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1996年
我永远忘不了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那一天。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四，我刚从学校回来，待在家里学习。我的姐姐沙阿简想去买面包，我也想买双新鞋，于是我们俩下午就到集市逛街购物。
我穿上了最喜欢的短袍，还戴了彩色鲜艳的头巾。姐姐给我讲了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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