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疗。”她边笑边说：“最好的办法是植入受到性侵害的记忆，但这样做不道德。我反复思索，怎么才能让被试感受深刻，却不会造成伤害呢？我想了很久，想过许多不同的情境。”
我问：“比如说？”她说：“拜托，我现在哪儿还想得起来！”最后她终于想到了办法，这样既能植入虚假记忆，又不违背研究伦理。洛夫特斯和学生想到“在购物中心迷路”的情境，也许这个情境最贴近美国民众的生活经验。
你也曾在购物中心与家人走失过吗
这项实验分成许多阶段。正式实验前，洛夫特斯要求学生在感恩节假期中，设法让兄弟姐妹产生假记忆，并将对话过程进行录音，返校后将录音带交给她。这部分虽然是正式实验前的预试，但已为虚构的情节如何扭曲实际的记忆提供了充分的实证。正式实验时，洛夫特斯在助理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的协助下，找来24个人参与实验。
洛夫特斯为每位被试准备了一本手册，内容包括四则被试幼时经历的事件，其中三则真实经历由他们的家人提供，一则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则是洛夫特斯杜撰的。被试的家人协助为四段经历分别写下长短相近的一段叙述。被试来到实验室，阅读手册记载的个人经历，并依据自己的记忆，写出相关细节，如果不记得有此事，只需写下“我不记得了”。
结果让洛夫特斯颇感讶异。不只是统计数据惊人，还有伴随着虚假记忆而来的细节描述。她说：“我很意外，这些人对无中生有的事情侃侃而谈，还深信不疑。”她的语气丝毫不见惊讶，倒有几分兴奋。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了谎言的源头。
以预试为例，有位学生吉姆告诉弟弟克里斯，说他5岁时曾在购物中心迷路。克里斯信以为真，稍后复述此事时，自行加入许多细节及情感描述。两天之后，克里斯说：“我那时好怕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我发现事情不对劲。”第三天，克里斯“想起”他和母亲的对话：“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以后别再这样了！”几星期后，对此深信不疑的克里斯来到实验室。吉姆给的一点点暗示，宛如温室里的种子，成长迅速，甚至开花结果了。但这些“真实”记忆纯属虚构，充其量是逼真的塑胶珍珠。“我先是和你们在一起，过一会我跑去玩具反斗城看玩具，就和你们走散了。我一直找你们，边找边想‘完了，现在怎么办？’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的很害怕。后来有个穿着蓝色外套的老人走过来，他有点老，头有点秃，有一小撮灰发，戴着眼镜……”凭空捏造出这么多细节，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显然人心厌恶空虚，无法坦然面对空白，所以就设法填满一切。洛夫特斯的实验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捏造记忆的实例。在另一次预试中，一名亚裔女孩谈到自己在超市迷路，四处乱跑，急着想找到祖母。她钜细靡遗地描述超市里的情景，货架上毛巾的柔软触感、卖场灯光的强烈刺眼、突然高起的走道让她站也站不稳。在正式实验中，25％的被试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购物中心迷过路，后来知道这一切纯属虚构，他们都感到相当讶异，甚至是震惊。
著名的精神病医生赫曼（Judith Herman）说：“‘在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很有意思。洛夫特斯认为她证实了人类的记忆不可靠，可是我们看看实验结果就知道，75％的被试并未捏造记忆，他们的记忆真实可靠！洛夫特斯想用实验结果说服我们，却适得其反。”另一位专攻创伤治疗的精神病医生范德库克（Bessel van der Kolk）更直截了当。他说：“我讨厌洛夫特斯，光听到她的名字就受不了。”
洛夫特斯自知在某些领域不受欢迎，但她不在乎。也许是因为她对科学的热情，所以不怕打压排挤；也可能是善于自我推销的她知道，宁可声名狼藉，也不能默默无闻。当我对她提到赫曼的评论，即75％的人并未捏造记忆，这似乎意味着多数人所言属实，她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5％已经是很重要的少数了。此外，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也成为其他记忆实验的根据。有些实验发现被试捏造记忆的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
洛夫特斯接着跟我谈起其他实验：“不可能的记忆”实验，诱导被试相信自己回想起刚出生的情景；另有实验诱导被试“想起”婚礼上有把酒洒出来的糗事，被试描述自己身穿白色礼服，水晶酒杯从手中滑落，粉红色的污渍逐渐晕开，还责怪自己不小心。洛夫特斯说：“美国最擅长植入记忆的人，首推波特（Steve Porter），他之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你该去见见她。”继“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后，波特让将近50％被试相信自己儿时曾遭凶恶动物的攻击。洛夫特斯说：“那当然也是假的。”
让臭鸡蛋来得更猛烈些吧
1993年洛夫特斯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其实验结果。当时美国国内一片升平和乐，世界各地的藩篱陆续消失，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柏林墙拆除。许多美国人正努力找出内心的铁幕，拼凑破碎的自我，使其恢复完整单纯。我们想要完整统一的世界，表里如一的自我不想再有任何隐藏伪装。当年美国小姐的告白堪称代表。她面对镜头宣告，自己已摆脱寒冷阴森的过往，将那些不堪的记忆一一释放，让她成为表里如一的人。“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白天的我欢笑愉悦，到了夜里，我蜷缩在床上难以入眠，任凭父亲摆布。”美国小姐接受治疗，恢复记忆，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美国女星罗森安妮·巴尔（Roseanne Barr）也是。她在接受《人物》（People）杂志采访时，卸下了沉重的伪装，她承认：“我是乱伦受害者。”巴尔表示她有多重人格，尽管有那么多人共存在她脑中，但彼此还能相安无事，这些人格以女性居多，也有男性，时而欢愉，时而惊恐。恢复记忆的观点蔚为风尚，《时代》、《新闻周刊》都加以报导，斯迈莉（Jane Smiley）还以此为主题写了小说《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并赢得了普利策奖。
当时社会一方面义愤填膺，谴责加害者，一方面对受害者百般包容，全盘相信，为其疗伤止痛。洛夫特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表了研究结果。她力排众议，指出许多人可能受他人暗示，误信谎言。谁敢保证这些所谓的受害者有没有受到治疗师的暗示？倘若治疗师有意引导，提供臆测，则他们记忆的真实性更有待商榷。不久之后，洛夫特斯便公开表示，许多受害者捏造不实的陈述，就像她实验中的被试，他们的说辞都不足采信。
她更质疑弗洛伊德记忆受压抑的说法。洛夫特斯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能证实压抑这种心理机制确实存在，她更进而推断，压抑记忆的案例日益增加其实反映了些许掺杂事实的幻想。洛夫特斯说：“真相有两种，捏造幻想的真相与千真万确的真相。我们为确实发生的真相添油加醋，只要用心检视这些叙述，我们不难找出破绽。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会搞混，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捏造的。”但为什么有人要捏造这种骇人的故事呢？洛夫特斯说：“事实有时候很微妙，言语无法形容。也许这些伤痛看似寻常，但当事人却刻骨铭心，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所以才添枝加叶。也可能是当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自编的故事，且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受害者。”
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受害者，又都深信否认创伤记忆会导致毁灭的时候，多数人都不会想挑战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洛夫特斯肯定有此胆量。达尔文曾因畏惧教会的惩处而迟迟没有发表进化论；许多学者批评弗洛伊德顾虑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而¨wén rén shū wū¨未能坚持最初对歇斯底里成因的解释。洛夫特斯从不在意这些因素，她说：“我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
洛夫特斯说：“实验结果发表后，不少人以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对待我。我甚至得请保镖护驾，有人威胁要控告邀请我演讲的单位，有人投诉到华盛顿州州长，临床心理学系的学生在我路过时会发出嘘声。我和我的学生受到许多威胁。不过，你知道吗？至少我们敢畅所欲言。”
洛夫特斯经常只戴一边耳环，因为另一只耳朵每天总要接触电话听筒好几个小时。她睡得很少，就连睡觉都会梦到工作。她满脑子都是统计数据，往来于美国各地，不需看稿就能上台演讲。她全心专注于工作，随时精力充沛，外界的批评完全阻止不了她。几年前有位妇女在机场辱骂她是妓女，她住的房子不时遭人丢掷鸡蛋，干掉的蛋黄黏在门窗玻璃上，挡住了窗外风景。
洛夫特斯依然毫不畏惧，她在短时间内树敌众多，却也赢得了支持与名声。遭受指控的父母来函道谢，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来信痛骂，信件堆满了她的办公室。洛夫特斯继续研究。她开始思索，既然能将虚构的受创记忆植入被试的印象，杜撰的犯罪记忆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呢？在检验这项假设的实验还未设计完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众所瞩目的案件。
可怕的记忆，它就像迫害女巫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树木终年青翠，田野一望无际。41岁的基督徒保罗和两个女儿住在这里。有一天，保罗的女儿突然想起，某次宗教静修期间，父亲心生邪念，两人惨遭父亲侵害。保罗在狭窄的房间里接受讯问，长达数小时之久，警员一再逼问：“一定是你，对吧？”警员边问边靠近，保罗几乎可以清楚感受到他说话时的呼吸。保罗只是个平凡的中年男子，怎堪如此严词威吓。警员又不断对他说：“你一定做过，你女儿是不会说谎的。”一连几天不能睡觉，以咖啡提神，连番的讯问。
保罗努力苦撑，手紧抓着桌沿，大声呼喊：“上帝，慈悲的上帝，请帮助我！”几天来的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