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得很少，因此它在书中显得非常醒目。在第2章论述“古典动力学”的开头，它出现
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普里高津把古典动力学看成是“20世纪科学革命诸如相对论和量
子论的起点”（p．19）。
A．费歇1979年发表了一篇物理学评论，他谈到了M．吉尔一曼对物理学“统一”问
题的见解。吉尔…曼期待着“以越来越深刻的方式弄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本质”，
他说他企盼在物理学中“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同“过去发生的日心说，进化论，
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革命一样伟大”（费歇1979，12）。S．温伯格（1977，17f）把
“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看成是“伟大的革命”。但他告诫我们不应把革命的
概念不恰当地运用于20世纪物理学的每个方面，例如他感到“量子场论自1930年以来的
发展过程中，基本要素已经具备，没有必要再来一场革命”。
亚·摩拉1958年在物理学家沃·泡利逝世前不久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
内容使我们能深入了解科学革命的潮流以及年轻的物理学家发动科学革命的动机。这种
革命的概念决不会带来破坏性的污点，相反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共同感受：革命是科学发
展的创建性力量。泡利对摩拉说：“在我年轻时，我想我是当时最好的形式主义者。我
认为我是革命的，如果有重大问题出现，我就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重大问题的
提出和解决由其他人完成了，我自然就成了古典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而后他说：
“我年轻时太蠢”，这句话显然是一种反省（摩拉和里钦伯1982，xxiv ）。
物理学之外关于革命的见解
赞成和反对科学革命的见解在生物科学中同样也有反映。分子生物学和联合基因工
程技术在新闻媒介中，继电子计算机之后第二个获得了“革命”的称谓。1918年3月4日，
《波士顿环球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生物科学革命的到来”。文章着重介绍了
“新加利福尼亚实验室”，它报道说：“该实验室依靠蛋白质可以精确地加以分析”和
“基因可以从最基本点制造出来”的手段“正在使生物科学发生革命”。“科学时代”
（《纽约时报》，1983．4．12．）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DNA密码：革命的3O年”。19
53年4月25日，J．D．沃森和F．H．C．克里克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宣布了他们关于
“生物遗传主导化学结构”的发现，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这“显然是本世纪医学科学中最
重要的发现”。《科学时代》上的这篇文章就是为纪念这一重大发现30周年而作的，目
前很少有人不同意上述见解，或P．梅达沃的见解（《纽约书评》1977．10．27．）：
“毫无疑问，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化学结构——
具体地说是DNA中四个不同的核苷酸在分子肽链上的排列次序——蕴含着基因密码并且是
有关指令的物质载体，通过这些指令，一代有机体制约下一代的发展”，这就是“分子
遗传学的伟大革命”（p．19）。甚至在做出这一发现之前，这两位合作者之中至少有一
位显然已看到了这项进展的革命性质。沃森在那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中谈了他的看法：
“双螺旋结构——将使生物学发生革命”（1980，116）。
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前期就发生了心理学革命。曾建立起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的W．冯特在他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生理心理学基础》（1837年第1版）的第5，6版（19
02；1908）中讨论过革命。他指出：“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生理心理学致力于心理学研
究的改革，这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引入实验导致自然科学思想的革命”，他甚至
认为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变革也许比自然科学革命更为重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使没
有实验，在适当的条件下，精确的观察也是可能的，而在心理学领域，没有实验则是无
能为力的”。
我们也许还可以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不同版本中两位人类学家的争论中看到20
世纪思想革命的突出地位，他们争论的问题是，人类文化是在全球各地域独立地演化发
展的，还是产生于埃及或其附近，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的。在该书第11版（1910－
1911）的一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里，文化演化的辩护者E．B．泰勒写到：“人类学”致
力于“系统积累从前人如佩尔泰斯，拉泰特，科里斯蒂及其后继者们所作出发现以来的
所有知识”，“这一繁重的任务”。他写到：“目前已没有什么发现能同考察骨洞和漂
砾层所获得的奇异发现相媲美”，“这些奇异的发现导致了一场现有关于人类起源理论
的迫切的革命”。
《不列颠百科全书》1922年第12版除包含第11版的29卷外，还增加了3卷补充了191
0－1921年间的新内容。第12版共有两篇人类学的文章。一篇就是泰勒写的，新收入的一
篇是G．E．史密斯写的，史密斯是文化“扩散”论的拥护者，他的观点同泰勒的“人类
学发现……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明确断言”相反。在他看来，从那时几乎每一年，人
类学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料发现”。“对这些资料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清楚”。他强调
指出：这些年“人类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在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
中，史密斯提到了新近的有关皮尔丹人的新发现。史密斯列举这一例子让人难以理解
（如维克多·希尔兹所说），因为已有人向史密斯本人指出，有理由怀疑上述发现可能
是恶作剧者搞的骗局。尽管两位人类学家的观点相互对立，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独立
的，另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传播的，但他们都明确地认为是科学革命推动了人类学的
发展。
在1981年召开的世纪之交的美国形态学讨论会上，科学革命是中心议题之一。会上，
G．爱伦（1978）提出了一个未经认可的观点：1890到1910年间，美国的生物学研究经历
了一个从形态学到实验生物学的飞跃。由此导致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科学的发展是“周
期性的飞跃”还是“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上的革命”（1981，172…174）？J．麦斯凯
恩在论文中指出“接受科学的发展是迅速的，不连续的观点的生物历史学家在逐渐增多”，
虽然她认为哲学历史学家并不一定赞同“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也许他们只是觉
得“从事科学工作的个人或团体抛弃陈旧的观念会使科学的发展加快”（p．89），而他
自己与上述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我坚持认为承认科学发展的这种革命的观点会使努
力真实地描述科学未来图景的企图发生混乱”。她相信“连续观”，她总结说用革命或
进化这类用语讨论美国的生物学会导致混乱，“把科学的发展变化一般地看作是进化的
还是革命的，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样的问题是“吹毛求疵”。R．莱戈在他的论文中，
很少泛泛地提到革命问题，他主张要“坚持古生物学中的形态学传统”，因此，“运用
连续观而不是革命观，才能最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历史”（1981，129－1
30）。
在对批评的回答中，G．爱伦摆脱光前研究的狭窄领域，以便把与进化相对立的革命
的概念引入科学中去。他坚信“从1890年到1910年间，生物学领域中发生了出其不意的
或革命性的变化（在库恩的意义上）”。他提出了“一种进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
进化和革命两个因素始终都在起作用”。他强调说，根本上说来，“任何革命性变化都
有赖于先前的进化，反之，所有进化性的变化都将导致…革命性的变化”（p．173）。
这意味着“量的”或“小的，逐渐的”，“进化的”变化会导致“质的”，或“大的，
完全不同的”，“革命的”变化。他认为当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缓慢发生时，就是进化，
当这种转化迅速完成时，就是革命。他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物种的演化中的“间断的平衡”
模式相似，这个模式是S．J．古尔德和N．爱尔德雷季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他们
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物种的产生和旧物种的消亡都是很
快的，接着便是缓慢变化的稳定时期，使物种与环境完全相适应”。在进化生物学中引
入一种带根本性的但尚未被接受的观点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正如F．丘吉尔
在他的文章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认为“所谓人类也具有类似的组织和个体的发展趋
势是值得怀疑的”（1981，181）。
上述争论给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反对派的事实提供了佐证。那些人反对革
命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我的一位科学同仁听说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
后，不只一次地写信给我，要求就这个课题跟我展开争论。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每
一封来信都流露出对科学中的“革命”这一概念和词汇本身的敌意，甚至当他压根儿还
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写我的这本书时就是如此。很长时间里我都感到迷惑不解，革命的概
念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容易引起敌意？我对此曾进行了一番思索，我认为这种情形某
种程度上是出自对库恩著作的反感。很明显，并木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P．梅达沃（1
979，91）的见解：“人们接受了库恩的观点，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表明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进行纯哲学上的思考”。但是，尽管“库
恩的观点有助于说明科学家的心理”，而且是“对科学史饶有兴味的评论”（p。92），
然而库恩的观点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激怒许多科学的实际工作者。因为库恩的观点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