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间，这种革命确已发生”（p．16）。
玻特的著作开辟了一种科学思想的新领域——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形而上学
基础和宗教含义。就展示的程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科学是“与历世纪和问世
纪的哲学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现在的背景来看，这种经
常重印的著作，对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17世纪的科学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学家怀特海。他认为，
望远镜“可能会作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远镜）却
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怀特海尽力去“解释伽利略带给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的革命思
想”。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该书是根据他1925年在波士顿的洛
韦尔讲座的讲稿整理成的）中一再提到他称之为16世纪的“历史的反叛”，他认为，这
种反叛包含着科学，在科学领域中，“这意味着要求实验和推理归纳法”（p．57）。虽
然，在涉及到伽利略时，他并没有专门使用“革命”这个词，但毫无疑问，存在着对伽
利略革命影响的评论。“对人类有史以来的观念产生了最根本的变革”（p．3）。然后，
他继续说了一句值得记住和经常被引用的话“自从基督降生在马槽中，不知是否有过如
此小的涟俯竟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这对伽利略革命来说，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隐喻，
因为伽利略自己的风格是好斗的，他力求建立新哲学、新科学和新天文学。他力求去消
灭反动势力，他确信这种反动势力在奴役中控制着他的上帝，在科学中导致谬误。但是，
怀特海试图用历史学中立的观点去观察那时的事件，也许，对特伦特俱乐部P．萨皮的历
史来说，它只适合作男人们的消遣读物。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怀特海在他的思想体系
中，对他写到过的伽利略的审判作了很大的改动，他以前把17世纪伽利略受到的审讯、
悔过和宣判称为“温和的谴责”和“光荣的禁闭”（p．2）。我承认怀特海的介绍是试
图去表达这样一种感觉，伽利略科学的革命性含义，没有清楚地向他的同代人表示出来，
也没有真正地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直接的和强烈的影响，因此，著作家们仅仅是使用“温
和的谴责”这种提法，几乎和人们惩罚一个瘦弱顽皮的孩子一样轻描淡写。
本世纪20年代，又一本受欢迎的书是J．H．小兰德尔所著的《当代精神的产生》
（1926年初版，1940年重印，1976年再版），当时，年轻的哲学家小兰德尔只有20岁。
小兰德尔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促成的伟大革命运动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宗教
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学不断发展的影响”（p．164）。“无论几个世纪以来取得过怎
样的胜利，注定要在人们信仰中发动一场最伟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义，也不是基督
教改革，发动这场最伟大革命的是科学”（p．203）。接着，小兰德尔讨论了哥白尼的
著作，他认为，哥白尼的思想中，没有什么真正是革命的，除了对他介绍的“旧作家们
已发现的谬误”和“甚至观察和常识是难免有错”（p．230）这一思想的“否定意向”。
小兰德尔对“哥白尼革命是由伽利略完成的”（p．235）这种见解十分敏感，他赞成这
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比哥白尼和伽利略革命“更有意义的是创造了新物理学的笛卡尔革
命”（p．244）。在科学中，他不仅对照“哥白尼和笛卡尔革命”，发现了“从中世纪
到近代的天文学的一场革命”（p．242）。而且，把斯宾诺莎发动的革命和笛卡尔发动
的革命联系起来，看作是“人们信仰上的两次重大的革命”（p．247）。小兰德尔提到
了后来的革命，他引用狄德罗的话来表述，我们“正处于一场伟大科学革命的关节点上”
（p．265）。他也注意到了：当代革命已显示出了修正“牛顿体系的美好前景”（p．2
54）。牛顿和洛克“在思想的信仰和习惯中对革命产生了影响”，这正适合塑造一个
“启蒙和理性的时代”。《当代精神的产生》论述了许多这样的科学革命。
历史学家P．史密斯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个词组作为《现代文化史》中一章的标题，显
然，他是特别强调近代科学革命的。史密斯像巴特费尔德一样，是一位通史学家，而不
是一位科学家，甚至不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撰写了关于伊拉斯谟的学术
论文。史密斯最早认识到科学及其历史将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他对科学
的杰出贡献可以通过他著作的第一卷的副标题表明出来，即：“伟大复兴1543－1687”。
那个时期，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和牛顿的《原理》相继问世。然而，在强调科学的
革命时，史密斯却举出另一位普通史学家J．H．罗伯森的例子，罗伯森的《精神发展论》
（1921）有一章题为“近代科学革命”。史密斯认为近代科学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革命”。（并以类似于奥恩斯坦和巴特费尔德的夸大的华丽词藻）坚持认为它是“超过
有史以来前人所作过的一切的科学成就”（p．144）。
1939年，科学家J．D．贝尔纳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战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是在科学和社会之间随意建立秩序。考虑到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他很少涉及科学革命，我们并不惊讶。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随“农业的发明”
出现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伟大革命”（p 14），17世纪的“精神革命”（p．27），
‘“革命的……机械学新思想”（p．167），“是随着炮弹的飞行而产生的”。20世纪
初期“通讯和运输方法的改进”（p．170）是“同时使数百万计的人同时而直接行动的
可能性革命化了”，“伟大的化学革命”（p．335）是“拉瓦锡创立的”，以及“20世
纪伟大的量子革命”（p．368）。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p．392），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义
的作用”（p．343），而且成为矿山技术中未来革命的基础，但是，贝尔纳并没有认真
地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革命的主题，虽然，他详细描述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性
质和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更多地涉及17世纪一般的革命概念。这一主题只是出现在单
独一书中，这一节开头有个副标题：“近代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任务”。而当贝尔纳
在20世纪SO年代巴特费尔德后扩充、修改和完全重写这部书时，他广泛使用了革命的概
念，以至于读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这样的印象：科学革命已成为他的历史思想基本框架
的一部分（贝尔纳1954；1969）。贝尔纳四卷一套的《科学史》第二卷的标题是“科学
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带来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后30年左右，科学史的创作文献中
已到处是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了。因此，贝尔纳著作的两个阶段反映了时代的
特征。这两个时期就是：1950年前，是开始认识革命包括近代科学革命这些概念，而19
50年后，则是这些概念作为我们对科学变化的理解的本质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亚里山大·柯伊雷的开拓性作用
我将用对亚里山大·柯伊雷的讨论来总结前巴特费尔德研究。柯伊雷是本世纪50…6
0年代中在科学史著述中最有影响的人。至少在巴特费尔德前十年，柯伊雷就把科学革命
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而加以有意义的应用。他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
普遍被认为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学研究中的一场史学革命”（库恩，1962，3）。
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科学史家已不再去寻找“古老科学对我们现在的永久奉献”。而
是“试图去展示自己那个时代科学的历史完整性”。因此，像库恩所作的那样，例如：
新的科学史家“不是去探寻伽利略的观点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宁可去寻求他的观点与
他那个团体人们的观点（例如：他的老师，同代人以及科学界最近的杰出人物）之间的
关系”（同上）。此外，“他们坚持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上类似（通常又
远远不同于现代科学的观点）的人们的观点，并给予这些观点最大的内在一致性，使它
们最大可能地适合于自然界”。
这种新的探讨（也许最好的例证在A．柯伊雷的著作中）集中于一种新的概念分析，
不仅关心个别科学家的思想，而且也关心同时代科学的，哲学的，甚至宗教的预想；包
括根据盛行的或“已接受”的哲学或论题而获得的科学的可接受性或崇高性原则（霍尔
顿，1977）。柯伊雷的分析对17世纪的研究带来了某种显著的变化，例如：像亚里士多
德宇宙的解体，空间的数学化等，这些变化在特征上是如此重要，就像发动了一场知识
革命。
柯伊雷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是以这样一个宣言开头的，我的目的就是进行一项
“科学思想的进化（和革命）的研究”。他把“17世纪的科学革命”看作是人类思想中
的一次“真正的突变”，在特殊意义上，“突变”这个术语已被G．巴克莱所采用。柯伊
雷认为，自古希腊对宇宙的最早研究以来，“突变”一直是最重要的。科学革命是“已
被表述和产生成果的近代物理学（或更精确地说是经典物理学）的一种意义深远的知识
变革”。这种突变基于一种重要的“空间几何学化”，实质上就是由欧几里德的“抽象
空间”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有形的宇宙”（1939；1978）。柯伊雷确信：17
世纪科学的革命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