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第2部分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做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别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们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些小锤、小凿子、小锉刀，我很爱这些礼物，心想，他们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记住着机器，放了学，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长，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着洞口，每人给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绩单送到家里。哥哥们都升了级，我的功课不好，留级一年。

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

“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

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们一走过来，我就闭上眼睛。可是心里难过，觉得丢人。

这年冬天，我约束自己，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虽然还是想念车间，到底没出过家门。

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抬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段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排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抓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钱，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

一九二五年，我整整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背后靠山，前面是大广场。礼堂正面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每天下课以后，我们背着洋鼓洋号，到广场上吹打。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听讲演。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

这年九月，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工人们赶来抢救，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我犯了什么罪？”反动军官答不上来，只反问一句：“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打倒帝国主义！”

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倒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好出去挣钱。”

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

“先给孩子们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泪。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还要哄孩子们。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给钱。二哥急得没法，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见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

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窑主们随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窑，工人出进连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容里拖出来。窑顶常常倒塌，压死人。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在洞口摆个泥菩萨，挂上一块写着“确保平安”的木牌，天天烧香上供，迷糊工人。

从山里往外运煤，也同样靠人工，挑脚的把煤一担一一担地送到车站。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卖力挣钱，我也打算挑煤去。

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想叫他带我去。小赵歪着脑袋，把我友看右看，笑了笑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俩比比看！”

“比什么！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起来。”

“今晚不睡也可以，明天我去找你！”

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家里没有灯笼，我跑到电机房，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绑在木头棍子上，准备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不忍，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送我到门口外面。我约上小赵，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处树林，赶到了挑煤的地方。哪知来得太早，小煤窑办事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里面的人都在睡觉，也没有灯光。只有密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闪着微弱的火星。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我看天不亮，就睡在桌上。睡得正香，忽然向下一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摔得浑身疼。原来桌子被人抽掉，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

我爬起来揉揉胳膊，心想：出门做工真不容易，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

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掉一点。矿上办事人不耐烦地说：

“你要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赌气挑上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