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第22部分

我躺在床上，左手和右腿都被夹板牢牢地固定了。头部、腹部一直到脚尖全被纱布绷带缠满，就像被铁钉楔在床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知道伤势是严重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这一次，又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从那些来看望我的同志们的脸色上，可以得到答案。但是，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它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即使是死，或者落个重残废，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自己，就是别人。在这时候，不禁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通过保尔·柯察金所谈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废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远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党就号召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品质，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不久，我从淮南《抗敌报》一个同志那是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是淮南仅有的一本，经过许多人的手，书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虽然由于环境的艰苦，灯油越发越少，灯草也由三根减到一根，保尔·柯察金仍然跟我一起守着微弱的灯光，度过好几个夜晚。在他那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的照耀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也毫不气馁地勉励自己：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

解放战争正当紧张的关头，前方多么需要炮弹，我却老是躺着，一动也不能动，总觉得没尽到责任。为了静养，我曾强迫自己不想心思，可是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头脑里就会出现工厂里、前线上激战的场面。我的心飞出病房，奔到工厂，想像着车床在飞速旋转，大批大批的炮弹生产出来，日日夜夜。用卡车装着，用毛驴驮着，用牛车拉着，越过凸凹不平的道路，越过遍地泥泞，送到前方去。我们的炮弹，像疾风暴雨一般，落在敌人阵地里，在漫天的烟尘中，敌人的工事垮了，战士们突破重重障碍，把胜利的红旗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然而，一睁开眼，望见的只是雪白的天花板。劳动的欢乐，胜利的喜悦，都离得很远。我感到不安，哪怕是回工厂看一眼，呼吸一下工厂的空气，也会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开始了挣扎。不料刚一挪动身体，剧烈的疼痛又把我扳倒了，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爬起来，我恨得流下了眼泪。

腿上那根被炸断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结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短时间是长不好的。听医生们说，如果把腿锯掉，一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几次下决心锯掉腿，装一只假腿，回去马上可以工作。但是，我和陆平一商量，她却不同意。她严肃地说：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些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快别胡思乱想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丢掉锯腿的念头。可是我还是极力想做点什么事情。

我曾经多次拆过信管，也读过有关信管的材料，如果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他们一定要少走一些弯路，对建厂也许有些帮助。经过再三请求，医生们才同意，他们把我扶起来坐在病床上，背后垫了两床棉被，又给我找来一块方木板，摆好纸。我用绕满绷带的左手和木夹板接着纸张，右手慢慢地写文章。头一天，写了两千字，心里充满了愉快。一连三天，我连写带绘图，完成了初稿，送到总厂。他们用油印印成了小册子，党委还在第一页上加了按语，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浑身疼痛还没有减轻，又咳嗽起来了，我怀疑有肺病，医院里给我拍爱克斯光照片，证实肺部正常，只是头壳和两腿有些碎弹片。医生也不瞒我，坦率地说：

“你的左眼失明，是弹片崩的；现在据爱克斯光照片诊断，你的右眼里，也有了一小粒破片。”

那就是说，剩下的一只眼睛也碰到危机了，每年每月，都要过黑暗无光的生活了。我着急地问：

“很快要瞎吗？”

“很难说。”医生惋惜地说。

我不顾再问了，双目失明，的确是致命的打击。没有了眼睛，能做什么工作呢？工厂不需要失明的人，机器也不愿意和盲人作伴。我想起儿童时候，矿山上常有一个盲人坐在街头的树阴下说书，弦子一拉，周围就集拢来一大群人。他那充满情感的声调，引起了许多老人的叹息、青年的愤慨和孩子的好奇。我和二哥常常听《岳传》听到半夜，不肯睡觉。那些矿工们也忘记了劳累，一直听到散场。如果我瞎了，就到农村去，做一个盲人宣传者！

做一个歌唱宣传员，得学会一种乐器。央求陆平给买了一只胡琴，我用左手仅剩下的一个小拇指，在弦上滑动，学习拉胡琴。……

左手腕的骨头已经接好了，在爱克斯光照片上可以看见折断处四周长了一圈新骨头，正像电焊工焊铁棍一样，牢牢地把两截断骨连接起来了。可是右腿骨仍旧有一寸来长的空间，新骨头一点也没生长，瞧着爱克斯光照片，真叫人发愁。医生用石膏绷带，把我从脚趾直到大腿全裹上，把伤口部分的石膏绷带挖了一个大洞，白天照样换药。为了使我早日复原，医院特别照顾我，对我的饮食作了安排，让我多吃含有钙质的东西：鸡蛋、牛骨髓，螃蟹，虾，海带。不过，要让这一寸长的骨头重新长起来，至少还得几个月。怎样度过这痛苦而又漫长的日子呢？我给自己排了一个课程表，抓紧时间学习。以前，因为缺乏必需的知识，工作中碰到过许多困难；现在正应该急起直追，趁着眼睛还有用，赶快把自己充实起来。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各种文学书和理论书，也学了外科医药知识。后来又学习外国语文。我们过去搞到不少日文技术书籍，可惜看不懂。现在我要求组织上请来一个日文教师，学了三四个月以后，借着字典的帮助，居然能看日文书了。

春天的太阳越过海岸上的山峦，白色的光线穿过玻璃窗，射进了病房。我给自己的课程表新添了一门功课：每天在床上做早操和晚操，争取早日下床。

周身的伤口都已经封口了，只剩下右腿上的伤口，还是顽固地张开红色小口，折断的骨头也没有长好。半年多来，一直躺在床上，背脊、屁股老磨着床垫，肌肉都磨烂了，只得用汽车内胎打足气当垫子。长期不运动，各部关节也逐渐地丧失了机能，脊椎骨硬得像是成了一整块骨头。我在病床脚头的栏杆上拴上一根粗绷带，用手拉着，想慢慢使上段身体离床坐起来。第一天，因为急着要试试，用力过猛，把绷带拉断了，第二天，拴上了一根更粗的绷带，继续练习。

到了四月，腿上的伤口完全长好了。一天早饭后，我右手拉住结在床头上的绷带，左手撑着病床，使劲抬起了身子，坐起来了。过分的兴奋，使我的嘴唇不停地颤抖，两手也微微哆嗦。我极力镇静下来，开始第二个动作。我试着移动右腿，沉重的石膏腿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也不动。但是左脚已经不知不觉落地了，被子也被拖到地上。陆平连忙递给我两根新拐杖，小朱抬起我那沉重的石膏腿，轻轻地放在地下。我把拐杖支在腋下，左脚一蹬，离开躺了七个多月的病床，站起来了。虚弱的左腿支不住全身重量，不住地颤抖，全身也不停地乱晃，吓得陆平和小朱赶紧扶着我。我撑开双拐，左脚向前一步，顾不了打扰隔壁病房的安静，快乐地高声喊着：“第一步！”接着又移动双拐，高声喊着：“第二步！”“第三步！”

我走近窗口，从三楼上明亮的大玻璃窗里望见远处绿油油的山，淡蓝无云的天空。我推开窗子，温暖的风，带着诱人的清香迎面扑来。多好的春天啊！

海岸上传来工厂里迷人的机器声，我的心也跟着它怦怦跳动。我禁不住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一定要赶上你们。”

再不能等待了！我要回工厂，把七个多月的空白全给填满！我走近墙边的沙发，放下双拐，坐下来写报告，请求区党委准许我出院。

当天下午，接到区党委指示，已经在离海岸不远的风景区，拨出了一幢楼房，要我继续休养。

遍地是青葱的林木，建筑物整个座落在绿海里，微风不时吹来桃花的落英。小朱扶我下了马车，我架着双拐，走进庭院。小径两边尽是花草。

住宅里有明亮的会客厅，铺着地毯，摆着整齐的沙发和餐桌，卧室里摆着钢丝床和衣柜，读书室里靠窗口摆着书桌和书架。一切都好。

每逢假日，工厂的同志们常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令人兴奋的消息：工厂已经建立起来，炮弹也开始生产了。我想研究一种烈性炸药，增强炮弹的杀伤力。对炸药我学的并不多，不能说是内行，正因为这样，就更想研究它。我搜集了许多有关炸药的日文书籍来阅读。不过书里对这种炸药谈的也很零乱，我就一点一滴地学，再把那些片断连贯起来。一种学问，初学起来，是那样深奥，那样枯燥，可是一钻进去，就觉得趣味无穷，不忍释手了。我一边读一边记录，越读越有味道。

我又请求上级购买了化学实验仪器和药品，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的炸药实验室。疗养院的党委非常关怀我的实验，房子不够用，特地拨给我一幢房子作操作室，分为化工室和机械室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