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第6部分

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希望我的伙伴们也能赶快明白这些道理。《新华日报》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我觉得应该让它广泛地送到工人们手里去。我们在矿上成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专门请了一个小孩送报。每天下午四点钟，由汉口来的轮船一靠码头，小孩就上船去取报纸，按时送给订户。张明见工人们生活困难，不收报费，但是工人爱护自己的报纸，省吃省喝也要交报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虽然允许《新华日报》公开发行，暗中却想尽一切方法来限制，有时借故没收报纸，有时在轮船码头上，毒打报童，抢走报纸，我们就组织起来“护报”，使报纸能继续发行。最后矿上强迫摊派国民党反动派出版的反动报纸，硬在工资内扣除报费，但是始终得不到工人读者。

不久，张明走了。他撒播下的种子，在矿工中间生长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八路军却开向最前线，工人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遥远的北方，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把北方和我们联结起来。我细心地阅读着八路军的每一个战报，每一个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报上说，朱总司令号召全国人民募捐为八路军战士制备防毒面具，我像接到了动员令一样，半夜里跑到小学校去借来一架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印收条，天一亮，就去找工人们募捐，凑了四十多块钱，当天由邮局寄给了《新华日报》。我们觉得，寄去的不只是钱，还有我们的心，用我们工人的心保卫我们自己的战士。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群众觉醒，他们极力打击工人时事座谈会。

大冶本来也有个御用工会，不过这个“工会”并不在矿区，却在离大冶十多里的黄石港。成年累月跟工人不照面，成了“走狗不走”。现在工人起来了，矿上才觉得走狗远了使唤不方便，就连忙益起新房子，门口挂上新招牌，把走狗叫来，要他们就近来欺压工人。

御用工会的头子，是我小学同学，他一到大冶，就跑到我家来，一见面开口就说：现在“工会”已经成立，应该把时事座谈会取消。接着把说头一转：

“老弟，放着清福你不享，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

我勉强压制内心的愤怒，冷冷地问他：

“说完了吗？”

“我劝你是为你好，你看共产党有几个落得好结果！……”

在我脑海里，立刻浮起一副刽子手的凶相来。我捏紧拳头对准他的鼻子喊道：

“你再不滚蛋，它就认不得你了！”

他冷笑两声，转身走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工人伙伴们，大家很气愤。都说：

“他有胆子，就叫他碰碰看！我们还干我们的。”

我们团结得更紧了。每天晚上照例在大树底下读报开会。工头和御用工会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接连几天加班开夜工，把工人关在车间里，不让出去，并且恐吓青年工人们说：

“你们不怕掉脑袋吗？吴运铎是个提着头玩的人，你们跟着他哄什么！”

接着，矿山上又传起各种谣言，说我组织什么暗杀团。工人们都知道这谣言的来源，它丝毫不能动摇大家追求真理的意志，老年工人们常跑来安慰我：

“运铎，别泄气，那些坏蛋不是打击你一个人，是打击我们大家啊！只要干的对，我们什么也不怕！”

的确也没什么可怕。哪怕变成土，只要是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让伙伴们大踏步走过去，那也值得：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战线逼近了武汉。矿上的经理们瞒着矿工，黑夜里一批一批地把大皮箱搬到码头上，连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了船。原来这些家伙打算先送走家眷，回头炸毁煤窑，撒腿逃跑，就不管矿工的死活了。

消息一传出来，谁也没心思干活。早晨，我走进机电车间，伙伴们就围在一块儿商量，要矿上发给安家费。不多工夫，全矿的机电工人都集合了，大家又拥到锻造间。没来的就只有那些工头和反动工会指定的组长们。我跳到铁砧上，高声喊道：

“同事们！是咱们拿出力量的时候了！他们是人，咱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再说，咱们生在矿山，长在矿山，几辈子都在这里扎了根，连逃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有一条路，敌人来了，就跟它拼！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对呀！”

“找经理去！”

大家鼓掌，呼喊，涌出了车间。

站在门口的机电工程师一把拦住我，把我拖到公事房，悄悄说；

“运铎，你怎么这么傻！叫别人去闹，还不照样有你的份！经理说只要你不闹，他给你双份也行。……”

我气愤极了，这不是叫我出卖同事吗？大家已经行动起来，我也顾不得和他计较，不等他说完，我就狠狠带上门，转身跑开了。

我们马上召集青年工人看守发电机，防止坏人破坏，并且派人值班，保证继续发电。因为发电厂一停工，煤窑就会淹掉。在敌人没有占领矿山以前，我们是不忍心让煤窑毁掉的。

傍晚，矿工们一出煤窑，就跟机电工人的队伍汇合了。矿工们跑到锅炉房，打开汽笛的汽阀，举起鹤嘴锄敲断汽阀的把手，汽笛冲破夜间的黑暗，发出嘹亮的叫声。这是我们总动员的信号。因为汽阀的把手敲断了，在锅炉的蒸汽没放完以前，谁也无法让它停止吼叫。矿工们得意地笑着，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那汽笛鼓足了我们的力量，刚下窑换班的矿工也扛着鹤嘴锄出来了，他们自动在窗口站上岗，看见谁要下窑，就喊：

“要活命的都去找经理！”

工人队伍奔到经理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奔到矿警局门前的堆煤场上，要经理答复工人的要求。到处响着一个口号：

“反对逃跑，武装抗日！”

天黑了，大楼里灯火辉煌，经理们正在清理公文印信。工人队伍一到广场，他们连忙灭了灯，紧紧关上大门。还派出狗腿子，来分化收买工人。大家看穿了鬼花样，当场把狗腿子赶跑了。坚持到半夜，经理们不敢露面，工人们也一直不散。我们没想到，就在那黑洞洞的大楼里，官僚资本家们正在策划着对工人下毒手。

突然，黑夜里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穿过广场的上空。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像群疯狗，直冲过来。工人倒下一大片，队伍散了，到处是呼喊声、叫骂声。连星星也直哆嗦，好像要掉下来。

二十多个工人牺牲了。广场上洒满了殷红的血。血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视人民，有枪不打日本鬼子，却未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但是反动派没有杀退我们，我们掩埋了伙伴的尸体，继续斗争。

第二天，热血沸腾的工人们紧紧包围了经理大楼，包围了反动工会，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抗日自由。工人们团结得更紧了。经理们被迫答应谈判。我和几个伙伴被推为工人代表，去办交涉。

“你们谁是头？”一个经理不怀好意地问。

“我们都是头，有话你就说吧！”

“忙什么，请坐请坐！……”

“我们能等，恐怕大家等不得！你没看见外面吗？”

“啊啊……”

正义在我们这边，经理们到底屈服了。惨案发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武汉的一些工厂也行动起来，支持我们的斗争。在广大爱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答应发给全矿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家费，死者由矿上埋葬，另外发给抚恤费；伤者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受了撤职处分。

这个事件戳破了国民党抗战的假面目。也教育了工人，谁是真正跟他们站在—起的。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煤矿，许多矿工拿起武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队。罢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放出风声，要追查“肇事人”。正好我受压迫也受够了。决心离开矿山，投奔新四军。

黄昏，我奔往码头，搭上开往汉口的轮船。我迎风站在甲板上，长久地看着矿山——养育过我，磨炼过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想起也许要永远跟它分别，心里不免又浮起眷恋的感情。

鸡头山远了，前面是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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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厂

我路过武汉到萍乡去，准备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鬼子已占领鄂北一带，汉口成了一座死城，街头店铺都关了门，饿狗窜来窜去找寻食物，倒在路旁的重伤兵呻吟着，呼唤“救命”。周围不时传来爆炸声，入夜，大火冲天，遮没了一天星斗。

我穿过瓦砾堵积的街道，走到长江通洞庭湖的港汊，搭上一条难民船。仓里有十几个人，都是老弱妇孺。船刚开动，敌机就追来低飞扫射，木船只好隐蔽在岸边柳树底下，直到黄昏，才得开动。

第二天下午，船到洞庭湖口，下雨了，天上地下，迷迷茫茫。我冒着雨赶到岳州，搭上南下的难民车。车是敞篷，大人孩子在泥水里泡着，冻得直抖。我把大衣顶在头上，不一会就湿透了，浑身是水。车刚出站，敌机又追来了，机车呼吃呼吃喘着气，拖着漫长的列车，疯狂地向前奔驰。

晚上，车到长沙。遍地是残砖乱瓦，烧得焦黑的墙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铁轨炸得像一团乱麻，有几节车厢都烧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歪歪扭扭地倒在一边，车轮旁边还有一个烧焦的婴孩尸体。

我在废墟里站了好久，心里非常沉重。忽然汽笛响了，开往江西的火车蠕蠕爬动，我踏着枕木碎石，向前追赶。把行李卷先抛到车上，抓住车厢门口的小梯子跳了上去。车上又是难民！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惶惑的眼睛。听着病人的呻吟，听着孩子的啼哭，听到母亲的叹息，我的心几乎要炸开。祖国在苦难中，人民在苦难中。再不拿起武器，真白活了！

在车轮的单调而迟钝的轰隆声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