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报道出“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当时都很年轻，但他们因此而一举成名，并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经历给无数年轻记者以信心和激励，鼓舞记者们勇敢、执着地追踪事实真相。“深喉”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新闻报道，使那些秘密的消息从此开始更多地登上“大雅之堂”。另外从“深喉”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美国媒体对线人的保护。30多年来，人们始终不知道“深喉”的真实身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线人。
谁是替罪羊，尼克松心里清楚得很，他的两位最得力的部下、他的好朋友霍尔德曼和埃利西曼也是心知肚明。这二人曾经在尼克松总统竞选中立过汗马功劳，但这些功劳在此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二人是聪明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跟尼克松讲诉自己的功劳与苦劳。他们显示出了卓越的绅士风度，主动要求辞职。不仅仅是他二人，白宫中凡是与此案有牵连的，除了尼克松本人夕卜，全都成为替罪羊，离开了白宫。
尼克松本以为这一巨大的损失会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又错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就又找上了他。尼克松拖着疲惫的身心，给自己打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随着案件的继续，尼克松被传讯。
尼克松当然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真的就招之即去。他致信给法院，提醒法院的工作人员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
尼克松是想告诉这些人，作为总统，就应该有特殊的尊严，这种尊严容不得任何部门和个人侵犯。同时，他发表声明，措辞严厉。他说，自己会和杜鲁门一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漫长的五天终于过去了，尼克松收到了法院方面的回信。信中指出，总统的确有这个特权，但这一特权的行使应该是以不触犯宪法为前提的。而尼克松本人的“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的“两不”声明是明显地在与基本宪法作对。
尼克松无法做出回答，或许是忧愁所致，他在看完这封信后就病倒了。据他自己说，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烈疼痛，接着就是短暂的昏迷。他住进了海军医院。
然而，他的病不但没有给他以缓冲的余地，反而让他陷入了无法回头之境地。就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副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足以让尼克松捶胸顿足的报告：自1971年3月以来，白宫安装了能自动记录谈话的秘密录音系统，总统在办公室的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磁带备考。
也就是说，尼克松完全可以躺在病床上一辈子，坚持他的“两不”原则，因为法院可以通过那些录音带找到证据。负责此案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录音带，与此同时，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白宫必须要交出录音带。尼克松心都碎了。
身为白宫的主人，他当然非常清楚那些录音带里隐藏着的内容都是什么。那里不但有关于水门事件的策划过程，还有其他见不得光的内容。他们当初在那里处心积虑地算计，而今天，这些算计的内容都将大白于天下，成为他人认识尼克松政府阴谋的一个人口。
面对各方的压力，尼克松用生病的身体作为抵抗，然后密令他信赖的人将某些电话录音清除掉。但即使这样，他仍旧坚持自己最后的防线，他在与检察官的对峙中，已经没有了占上风的可能，可他还是那样坚持，就如同当年坚持联邦调查局的办案方法一样。
在他疲惫不堪的时候，又一个消息在美国传播开来：作为重要证据的去年6月20日下午尼克松同霍尔德曼商谈如何应付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带，竟有18分半钟出现空白！而分管总统谈话录音工作的女秘书声称，她从未做过也不敢这样去做，即使是出于她的工作失误，也不可能会清除掉这么多时间。
尼克松已经无路可退，他只能交出录音带。1974年4月30日，尼克松按照传票要求将一些复制的录音磁带交给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记录尼克松提供的录音磁带。有的录音带已经存在很明显进行过技术处理的痕迹，但即使如此，经过整理出来的抄本居然还是一本长达1300页的厚书。随着这些材料的公布，期间拼凑起来的完整的水门事件曝光了。美国人民震惊异常。
1974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民主党众议员彼得·罗迪诺主席主持下，就弹劾尼克松总统的问题进行表决。所有人的目光都关注于此，于是，对这次会议，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进行了转播。尼克松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辞职。如果他还坚持，就必须在众议院通过弹劾后，接受参议院的审判而被驱逐下台。面子与权力一样，都非常重要。哪怕是短暂的权力。尼克松最终选择了面子。8月8日晚上9时12分，尼克松满脸忧愁地坐在美国第一把交椅上，他的对面是一架摄像机，正冷冷地对着他。尼克松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没有打完仗就下战场，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痛苦的事情。”他艰难地开始了讲话，凄凉与羞惭在他的语调中暴露无遗。
但是，尼克松在告别演说中，并没有承认国会对他的指控，仅仅承认自己犯了用人不慎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要离开白宫，是因为“在我们的全部中心应该放在国外的和平和国内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这两个至关重要问题上的时候，如果继续为我个人的辩白而斗争，那将几乎完全耗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有一点短暂的停歇，然后仿佛是离开人间一样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所以，我将辞去总统职务，明天中午生效。”
中情局档案 第10章 醉烟的中情局
一部分吸烟的人往往会产生头晕、呕吐等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医学上称为“醉烟”。中情局在尼克松之后的卡特时代，就有这种现象，对情报误判的老毛病日甚一日，只要中情局还吸烟涉猎情报与秘密行动它就永远处在醉烟的状态，无法医治。
埃及不会发动战争
威廉·科尔比局长是一名出色的特工，但当他进入中情局后，这一出色的特质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分析这位局长说，他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笃信犯下罪孽会受到惩罚。在当上中情局局长后，他才看到了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中情局的罪孽。在科尔比这个教徒眼中，中情局有太多罪孽：对卡斯特罗不择手段的暗杀行动，心灵控制实验，秘密监狱，在一些嫌疑人身上进行各种药物实验，开展多年的“混沌计划”。当然，这些罪孽可以很容易被掩盖。但在情报上的失误，却是无法掩盖得了的。
1973年以来，中情局支持的以色列始终处在胆战心惊中。通过抢劫手段得来的东西总是要还的。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取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土地，现在，两国都想把这些土地拿回来。以色列并不想给。1970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继承他的是强硬分子萨达特。1971年，萨达特告诉联合国，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以色列的答复很强硬：绝不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碰面，决定联合起来向以色列讨要土地。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00万名士兵”。本年年底，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武器支持。这些武器包括丽123战机、防空飞弹、反坦克榴弹、坦克和人反坦克飞弹。
中情局在1973年初曾与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合作对埃及进行情报分析。中情局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和几方面的假设，认为战争在短时间内不会爆发。首先，中情局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其次，埃及总统，出生在米努夫省迈特阿布库姆村。1936年入开罗军事学院学习。1939年秘密建立“自由军官”小组，因从事反英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52年7月23日，参加纳赛尔领导的推翻法鲁克王朝的7月革命。埃及共和国成立后，1964—1966年和1969—1970年，两次任总统，纳赛尔逝世后继任总统。1973年10月，和叙利亚一起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1978年9月，在美国参与下，萨达特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庆祝10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10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的头两天埃叙联盟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苏伊士运河（原来的停火线）。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以军已经歼灭了一队埃及军队。战争对多个国家有深远的影响，相比六日战争中埃叙约联盟的惨败，阿拉伯世界为战争早期的进展感到安慰。这种心态为未来的和平进程以及埃及的门户开放政策铺了路。《大卫营和约》令以埃关系正常化，使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同时埃及几平完全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他们在埃及军方里有一名级别很高的间谍，这名间谍发回来的情报说，埃及参战的前提是，取得苏联支持的轰炸机把以色列空军炸掉和苏联飞毛腿飞弹的进人埃及。但现在，苏联始终没有提供给埃及轰炸机的迹象，而飞毛腿飞弹也才刚于这年的8月运达埃及，要花费四个月进行训练，因此中情局判断，即使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