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笑林大全- 第1部分

（古代卷）

前言
幽默类
巧言类
荒诞类
滑稽类
机敏类
诙谐类
世情类
嘲讽类
夸张类
影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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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笑林

前言

　　　　　　　　“笑话”，故名思义，就是能引人发笑的故事或谈话。
　　　　在我国，笑话出现得很早。先秦的经书、子书、史书，例如《孟子》、《韩非子》、
《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典籍中，都有不少笑话保存下来。
　　　　早期的笑话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往往与寓言的关系很密切，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的，有时还是为了讽谏的需
要。
　　　　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说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对公孙丑论述善养“浩
然之气”时用的，以说明培养“浩然之气”时，不能违背规律，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欲速
不达。
　　　　再比如，《韩非子·五蠹》讲的是作者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论证“世异则事
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社会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谓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于是作者采用了下面这则笑话：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
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就是把作者要讲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接下来作者还总结说：“今欲以先王之政
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可见这则故事决不单纯为了嘲笑守株待兔之人的愚蠢，而是
与作者的政治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像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本来就同寓言一样，被作者利用了来说明一个观点或阐述一条哲
理。但是它们有情节，或诙谐、或滑稽、或嘲讽，引人发笑，所以它们也是笑话。
　　　　其次，我国早期的笑话并不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轻视，他们在担负着“文以载道”的
使命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把笑话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有力武器。
　　　　不可否认，早期的笑话中有许多在民众中流传已久，后来被文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用
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但也有不少是文人或士大夫在发议论时直接创作出来的。
　　　　例如《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
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
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
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
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这就是“狐假虎威”这个故事的出处。从《战国策》原文看，这个故事极可能是江乙为
了说明“北方之畏昭奚恤”的原因而随口编出来的。他身为朝臣，并不觉得用这样的笑话或
寓言说明问题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这则笑话的运用，确实十分成功。否则，要说明北方
诸侯实际上是害怕楚王及其甲兵的道理，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而且不一定能讲得这样生动透
彻。
　　　　再比如，《孟子》中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可能也是这样在论述中产生的。
　　　　有些笑话，可能是作者对某些真人真事有了细致观察和深刻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概
括和集中创作出来的。在周秦诸子著作中经常看到的宋国愚人形象，如上面提到的揠苗助
长、守株待兔、《庄子·逍遥游》中的资章甫等，就是这样。后代一些笑话集中的艾子、迂
公、憨子等也属于这类人物。
　　　　汉魏之后，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不象先秦那样盛行了。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等
方面的论述往往庄重肃穆。但笑话并没有因此绝迹。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讲笑话的专书。
　　　　现在所能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笑话专集是《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魏邯郸淳所撰的《笑
林》三卷。此书今已散逸。清人马国翰自《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
中辑出一些，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中也辑存若干条。
　　　　隋唐以后，笔记盛行起来，有些笔记中存在不少笑话的成分。此外，笑话专集也越来越
多。
　　　　这时的笑话作品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类的主人公多是官员或文人雅士，所叙述的多是
真人真事，或在一定程度上真有其事。这些事情由于能引人发笑，所以在主人公的朋友、同
僚中流传开去，传到社会上，以至被收集记录下来。例如：
　　　　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你“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
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
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
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唐〕朱揆《谐噱录》

　　　　这类作品在唐宋时代的笑话集中很常见。当时的许多名士，如苏轼、王安石、司马光、
黄庭坚等人就经常出现在笑话当中。特别是苏轼，是很多笑话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与艾
子、迂公、憨子等明显被愚化了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
　　　　还有一类作品则不是真人真事，或者虽然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做素材，但经过了明显的
艺术加工。
　　　　这类作品有些很可能产生于民间下层百姓的集体创作，在民间几经流传，才被文人收
集、再创作并记录下来。例如：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于夫，小则骂詈，大则棰打，常以长绳系脚，且唤便牵至。夫密乞
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逾墙避。妇人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
巫妪。巫妪曰：“娘子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请。”妇因
悲号，抱羊大恸哭，深自咎悔，誓不复妒。妪乃令七日清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
鬼，师咒羊还复本形，士人徐还。妇见声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犹忆
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妇人愈哀，自此不复妒矣。
　　　　　　　　　　　　　　　　　　　　　　　　　　　　　　　　　　　　　　　　　　　〔宋〕周文玘《开颜录》

　　　　这样的作品，可能流传甚广，被不同的人记录到不同的书中，故尔主要情节重复，而细
节又或多或少地各有差异，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也有些笑话是文人自己创作的，而并非来自下层民众。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的笑话与先
秦时期的笑话有明显的不同。唐宋及以后文人创作的笑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寓言密不可分，
也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把笑话当作说明自己的政治、历史、哲学观点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笑
话相对的独立性，在创作手法上更成熟，作为嘲讽或批判的意义更明显。例如：
　　　　昔有弟子，读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至“潢潦无根源”之句，不晓其义，乃质疑于先
生。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黄老之学，正谓其无根源。岂不闻文公因论佛骨贬潮阳之事？”
闻者大笑。
　　　　　　　　　　　　　　　　　　　　　　　　　　　　　　　　　　　　　　　　　　　〔宋〕罗烨《醉翁谈录》

　　　　一先生讲书，至“康子馈药”，徒问：“是煎药？是丸药？”先生向主人夸奖曰：“非
令郎美质不能问，非学生博学不能答。上节‘乡人傩’，傩的自然是丸药；下节又是煎药，
不是用炉火，如何就‘厩焚’起来？”
　　　　　　　　　　　　　　　　　　　　　　　　　　　　　　　　　　　　　　　　　　　〔明〕冯梦龙《笑府》

　　　　自明代以后，这种完全出于虚构的笑话越来越
　　　　多，而史传上的笑谈越来越少。在明代赵南星的《笑赞》中还有少许以王安石、苏轼等
为主人公的篇章，但到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的《笑林广记》中，这样的作品就看不到
了。在明代许多虚构的笑话里，人物还有名有姓（尽管大半是虚构的）；在《笑林广记》
中，则连这样虚构的姓名也没有，只以“一监生”、“一人”、“一官”、“一医”、“一
贫士”等代替。
　　　　《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基本上没有史传
笑谈，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这是清代笑话的一般特点。但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庸俗、猥
亵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或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只是为了应合某些读者
的低级趣味。明清时代这样的作品不少，这是此时期笑话中的糟粕，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清代末年，我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社会也极其黑暗、腐败。这个时
期的笑话不多，而吴趼人的《俏皮话》、《新笑林广记》、《新笑史》则是值得一提的作
品。吴趼人是小说家，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的笑话与这个时期的小说
一样，与社会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这些特点，在本书所选
的那些篇目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纵观中国古代笑话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嘲笑讽刺是笑话的主要功能，而
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则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封建社会的官府、贪婪腐败或昏庸无道的统治
者常常在笑话中受到嘲讽和揭露外，诸如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
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等，也常是嘲讽对象。
　　　　写官场上事的笑话虽然数量不算太多，但作者揭露当时官府的凶残、腐败、卑鄙和昏
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