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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南山有台篇说：“悦乐的君子，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所喜爱的事情，为政者也会乐于去做。老百姓所厌恶的事情，为政者也不会去做，这才是为民父母的良好政治家。
诗经节南山篇说：“看那高大的南山，严石高耸的样子，和权位显赫的尹太师，都是老百姓共同敬仰的对象。”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不特别谨慎，若是心有所偏，违反民意，那就要为老百姓所唾弃。
诗经文王篇说：“殷商在尚未丧失军队的实力时，表示民心归向当时的朝廷，所以还可以匹配上天的要求，有资格称为国王。后来失去民心，军队溃败，国家也就亡掉了。拿殷商的例子当作警戒的镜子，应该了解天命是不容改变的。”这就是说，得民心的人，能够获得治理国家的权柄；失去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也将丧失治理国家的政权。
所以君子必须先重视德行，依品德来甄选，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才；有了真正的人才，才能够扩大国土的领域；领域扩大，自然就有更多的财货；而这些财货，也才能够发挥有效的用途。
德行是管理者的根本，而财富不过是末节。管理者如果以外显而看得见的财富，当做根本，却把内蕴而看不见的德行，当做末节。那就会重财轻德，于是与民争利，等于教导民众彼此互相争夺不休。
所以领导者把财富集中在国库，则民众生活困苦，就会四处迁徙、移民，因而流离四散。若是把财富分散在民间，则民众生活富裕，就会万众来归，心悦诚服地聚集起来。
因此，管理者说出违背情理的话，被管理者照样会响应一些违背情理的说法。有不正当的收入，必将有不正当的损失。
书经康诰篇说：“只有天命是不常在的。”这句话和前面所说天命是不容易改变的，并不矛盾。
天命不常在，是对人而言。天命不会固定给某一个人，所以君王如果勤政爱民，便可以保有天命；若是不能，就要失去天命。这种道理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针对道理、原则来看，天命是不容易改变的。
楚书说：“楚国人不会把金银财富当做宝贝，只有将品德修养良好的善人，当做宝贝。”晋文公的舅父，名狐偃，字子犯，大家称之为舅犯。由于长期随着晋文公流亡在外，所以认定：“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宝贝的东西，只有仁爱和亲人是宝贝。”书经秦誓篇说：“假使有一个部属，诚恳、忠实而且专一，就算没有其它的技能，只要心胸广阔，充满美善喜乐。看到别人各有专长，就好象自己拥有一样，让各人得以充分发挥。看到才德兼备的贤明高士，就会衷心喜爱，加以推崇。不止是嘴巴说说而已，并且真心诚意地包容接纳。
请这种人来保护我们的子孙百姓，更加有利。若是看见别人各有专长，便要妒恨而表示厌恶。看到才德兼备的贤明高士，就要不表示遵从他们所说的道理，设法使他们的道理行不通，根本不能够包容接纳。用这种人来保护我们的子孙、百姓，可以说十分危险。
只有仁爱的人，知道把这种妒才嫉贤的人，想办法放逐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带，不让这些人留在中原境内，希望能够早日反省，及时改变。这种措施表示只有仁爱的人，能够真正地爱家人，也能够厌恶那些可恶的人。这种举动，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大公无私，为全体民众设想。
见到贤明人士，却不能举荐。就算举荐，也要摆在自己的亲友后边，这就是怠慢贤明的态度。
看见品德不良好的人，也不能赶快保持距离，就算保持距离，也不够远，这是自己的罪过。
凡是爱好大家所厌恶的坏人，却厌恶大家所喜爱的好人，便是逆着人性的原则，简直违反人性，灾难必定降临。
因此，居上位的管理者，有一条受到大家欢迎的法则，那就是忠实而值得信赖，必定能够获得众人的拥戴。若是骄傲自大而且随便放肆，就会失去民心，也失掉一切。
同样地，要想增加财富，必须做到：从事生产的人数众多，而减少只消费不生产的人。实际工作的人尽心用力，各种支出能够合理节省，国库自然充裕，财政长久正常了。
仁爱的领导者，能够散财。促使民众富裕，因而获得自身良好的声望。残暴的当政者，搜刮民间的财物，必然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因而招致杀身之祸。
我们还没有看过，居上位的人爱好仁德，而部属却不能忠诚的。还没有看过，部属忠诚，而事情处理得不妥善的。还没有听过，国库的财富，当政者不能够合理加以运用的。
鲁国的贤人，仲孙蔑大夫，曾经说过：“有一乘车的大夫，不必要计较饲养鸡猪的小利。可以用冰祭丧的大夫，不必要畜养牛羊，来贩卖图利。有百乘车的大夫，可以收取租税，不应该雇用喜欢搜刮财物的家臣。与其放纵敛财的家臣，不如干脆雇用偷盗公物的部属，反正一样是窃盗的行径。这样我们才明白，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却必须以仁义为利。
掌领国政，做为国家的首长，若是专门致力于搜刮财物，做为私人的用途，便是把自己降格成为小人。就算这些部属做得十分努力，使小人有机会为国家服务，也必然天灾人祸接着不断发生。这时候才想起贤明的善良人士，把他们聘请出来，也将无能为力了。这样我们才明白，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却必须以仁义为利。
〔引述〕从种种迹象看来，宇宙一体，而人类一家，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世界大同，愈来愈可能实现，而且也必须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完成世界大同的最有效方式。
世界各国，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都有相当的差异，不可能彼此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只追求大同，并不敢奢求一同。
世界一同，非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完全一同，失去差异性，世界就会减少很多变化，不再多彩多姿，生活也将因而乏味，对人类而言，并没有好处。
世界大同，表示仍将维持彼此之间的小异。大同即全球化，小异则是本土化。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找出合理的平衡点，应该从大学的道理当中，有所领悟。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才不致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的超强，而又得不到其它国家的心悦诚服，弄得情势十分紧张，时时有爆发战争的危机。制造人类的不安宁，与安人的管理目标相去甚远。
若是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必然要走上王道而舍弃霸道的行为。平时要扶助不如自己的弱小国家，但是不强制这些国家，必须接受自己的那一套意识型态或生活方式。
扶倾济弱，加上自己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而且尊重各国的本土文化，让大家自然调整，逐渐实现大同的理想。这样的平天下，才能达成真正互相尊重，彼此共同勉励，追求共存共荣的世界大同。
要治理好具有平天下潜力和理想的国家，必须慎选人才，以德本才末为原则，从齐家的表现，礼聘或推举获得家族拥戴的齐家良才，来为国服务。
这篇传文，提出絜矩之道，是管理最要紧的态度。凡事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体会，以便找出合理的管理态度，产生有效的管理行为。以德服人，是最合理有效的管理态度。以仁义治国，便是以德服人的具体作为。仁是能爱人也能恶人，却不是爱之欲其生，而恶之欲其死的法治。义是见贤能举，而且唯恐不能先；见不贤能退，而且唯恐不够远。仁义的管理者，善于使用金钱财货，所以声誉卓著。不仁不义的管理者，把自己的生命，包括身体和声誉，都用来交换财富，弄得身败名裂，祸及后代子孙。
管理的总原则，居于修己安人的立场，应该是不以利为利，却必须以义为利。
凡事求合理，包括利润、利益、利己在内。只有坚持这样的总原则，才能够藉由治国的良好表现，达成世界大同的理想。
这一篇传文，重点有三：
1。从修身、齐家、治国到平天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理，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层次性。由平天下往下推，每一层都包在上一层之内。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站在治国的立场来齐家，站在齐家的立场来修身。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四大要目，缺一不可，而且环环相扣。换句话说，同样要站在修身的立场来做好格致诚正的功夫。如果再向上推，那就要以平天下的立场来格致诚正了！
2。德本才末，是选用人才的可靠标准。先看品德修养的表现，再就合乎标准的人选当中，量才而用。务求忠诚可靠而又人尽其才，由个人而社区，由社区而国家，再由国家而世界，逐次向上提升，应该是合理的途径。
3。絜矩之道，是管理者将心比心的最佳原则。被管理者往往十分客气，不方便直接说出自己的心声。于是管理者的作为，经常引起被管理者的反感，而失去效用。所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成为管理者做决策时的重要依据。
第3章 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1）我中华民族，屹立东亚五千余年，虽历经危难，履遭变乱，终能拨乱返治，而绵延不绝。最主要原因，在历代圣贤不断奉献其智能与心力，创造完善的管理哲学。
中华文化首重德性，然而我们并不用知识的态度来讲，给它下一个定义，或者构成一个概念。
中国人从实践上来关心自己的生命，因而也以实践的态度来讲求德性。古代部落社会，一个氏族的领袖领导一个集团，他个人的决策足以影响团体的行动，万一措施不当，这个团体势必瓦解。所以中国哲学，很早就产生天命的问题。“天命靡常”（天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一定的）的表现，使我们深信天命所归，只属于有德的领袖。无德之君，天不但不帮助他，而且要讨伐他。天命的归或不归，完全决定于君主的修德与否？这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