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给父亲回了一封信。我说，假如战争爆发，北京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必担心。倒是家里比较危险，如若看见炮火袭击，最好躲到后山去。在信的后面，我画了张地形图，表明进山躲避的路线，路线的终端是山中一个洞穴，小时候在山上玩的时候，从未敢入洞，只在洞口张望，猜想住在里面的妖神鬼怪，如今倒是可以让父亲去探个究竟。
做诸如此类的事，时间过得快些，忧心左堤的时候，时间过得慢些。日子跌跌撞撞，一如既往。
56。苦行僧也有快乐
生与死其实是一瞬间的事，但在生者看来，本来死亡是遥远的事，一旦看到不久相见的人逝去的消息，转瞬之间阴阳相隔，便觉得生命之脆弱。
我也想过死亡。大多数敏感者在青春期总会与这个主题若即若离。在伤感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候，会觉得死亡如大海平静宽广，接纳生命的河流，自然而然，何必在坎坷的河床上再做颠簸。我相信左堤在割脉之日定是这样的想法。但执行死亡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情绪消退，求生欲望陡然而起。大学毕业后第三年，一个比我高一届的高中同学因身患重病，从单位楼上跳下，重伤而死，临死前神智清醒，叫道：“救我！”想起高中时我跟他同住一间宿舍，半夜惊雷闪电，我躲到他床上去，他却毫无惧意，睡到我床上来。他胆子那么大，居然有脆弱到想死的时候，想到这里，我怅然若失。
我不是赞美死亡之人，虽然有的人死得那么美，若不是迫不得已，以死背叛生命显然背离美的原则，就如摘掉一朵花。中国文学中最残忍之处就是去歌颂以死殉情，把情感置于生命之上。中国文学中最妄言之处就是去美化诗人的死。死固然有壮美之处，但在生命的奇观面前，只是附属部分。死是生命最后一个收尾音符，必须自然而然。
再见左堤，她的手臂上挽着黑纱。她的妈妈去世了，很突然的。我记得和她妈妈有限的谈话，恍如昨日。
左堤脸色清淡，不胜悲戚隐含其中。我不知如何劝慰一个丧母之痛的女孩。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此刻最能安慰她的，应该是李向阳，他比我成熟，比我明了人生悲喜，他是真正能走进她内心的人。而我，在左堤的心目中，并非能托付真正的痛苦和喜悦的人。即便我多么一厢情愿愿意分承痛苦，均属勉强之举。基于以上想法，我不敢再跟左堤深入交流，怕一点一滴的一厢情愿引她不快。即便与左堤擦肩而过时偶一交谈，也是面上的客套言语，好似我跟左堤从未深入交流过，更不敢奢求她执行协约。
我允许保持如此清淡的关系，让日子一天天流逝，一方面我本身就定义对左堤是单向之爱，没有结果，就如沙漠中的一条河流，终点迟早是断流，河床是遗憾的痕迹。另一方面，我怀疑自己对爱并不深切，或者说这种爱完全是内心的一种创作，却无索取回报的志向，这许是我自闭、懦弱的性格决定。
而且，我已经决定，就让这种无果的情感主宰我的大学生活。其他的，无兴趣亦无所求。我如殉教的圣徒一般，每日里将对左堤的一言一行、举止回眸，在脑海中细细咀嚼、神化，这是苦行僧的快乐。
我用炭笔已能将左堤的头像画得相似。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从未示以外人，所以没有客观的评价。有一天，我将左堤的头像与一个裸模的身体结合起来，并且在瞬间灵光一闪，手淫起来，达到从所未有的巅峰。
射在墙上之后，松懈下来，做人的崇高感在脑海中升起，形成鄙视的力量。瞬间我后悔极了，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亵渎神灵的事。我把这张画像烧了，发誓此后戒掉手淫。
梁档与秦春芳关系迟迟未能复合，屡催我想法补救。我郁郁寡欢，根本无暇为他人做嫁衣，时时劝道：“算了吧，缘分尽了何必强求，岂不闻强扭的瓜不甜？”梁档怒斥我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既然深爱，无所谓强扭不强扭，扭下来是硬道理。”他的话倒令我反省，我对左堤真的到底有没有爱过？为何对得到一个人如此不执著？如果换做梁档，他会不会死缠烂打，将她从李向阳手里夺过来？到底哪一种是真爱？
中秋节的时候，和421搞了次联谊。与初识相比，现在两个宿舍的关系特别复杂，以国际形势来比的话，融合了中美、美俄、巴以等各国关系，冷战、热战、暗战兼具。梁档希望我像个联合国秘书长一样，把一些能够修复的关系给修复起来。但我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哪个国家把我这秘书长当回事，做个和事佬尽力而为吧。不管内心如何纠结，大家还是保持面上的团结，围在草地上享受了很难吃的月饼。月饼是大师去新街口北大街食杂店采购的，估计贪便宜，里面尽是糖，舌头都甜麻木了。劣质食品无疑，我们很怀疑他截留公款或者吃了回扣。
香港即将回归，成为大伙中秋节的一个话题，王小梅道：“如果把香港收回来，会不会把四大天王一起收回来？”这个想法真是妙不可言，大伙便讨论把四大天王收回来后怎么用，有的建议把他们关在校园里卖唱，有的建议让他们全国巡演，谁要签名都可以。有的又害怕四大天王会跑到海外去。除了中学时留过郭富城的发型外，我对四大天王并无特殊感情，收不收他们我倒无所谓。整个香港流行文化，除了金庸、梁羽生等作家外，我对此无深入了解，它们也不合我胃口。若干年以后，我才喜欢上黄的词，想不到弹丸的殖民地有如此幽古情怀。当时我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香港被殖民地一百年，经济上却成为东方明珠；倘若没有被殖民，是不是也如我家乡的岛屿港口一样毫不出众？按照这种推理，似乎被发达国家殖民一阵子还蛮好的。这个逻辑一闪念，我又觉得自己很不爱国，与教育理念相悖。这确实是个矛盾，如焦躁不安的动物在我脑海中折腾来折腾去。我记得青春期诸如此类的想法很多，都折磨着我的脑细胞，但是不敢说出，怕被人说反动。长此以往，又在教科书上学了诸多套话，导致词不达意，或者表达模糊。用模糊笔法，写写论文、公文也就罢了，但在创作上导致的“各”，确是致命的，因而老是怀疑自己的创作能力。若干年后，我一直在思考创作问题，读到孔子说的“辞者，达也”，我恍然大悟，我理解成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准确、精准，就如射中靶心，而我们平时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射到两三环就算了，应付得过去。老师也教导我们，追求语言委婉、蕴涵、诗意，话中有话，这些尽是皮毛，只要做到准确表达意思，一切魅力尽在其中。这是题外话，与有志于汉语事业的朋友们交流分享。
梁档有意无意和秦春芳搭讪，但是秦春芳反应冷淡，明摆着不原谅他了。梁档一时间很气馁，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态就如迁徙中落单的小角马，可怜死了。梁档用残存的勇气以手指暗暗捅了捅我的腰。我明白其意。作为一个在情场中挫败的同仁，我心有戚戚。
我去小卖部买了几瓶水，分给他们之后，我坐在秦春芳身边。
“我们文学心理学课上有这么一道题，想不想听听？”
秦春芳向来是我的文学知识拥趸，以此切入，我甚有把握。
秦春芳点了点头。
“有两个男生，一个是A，另外一个当然是B了，同时爱上一个女生W……”
“为什么是W？”
“Woman呀。”
“Woman，多难听，应该叫G呀。”
“好吧，同时爱上女生G； G知道A和B都有恋爱前史，让他们讲与前女友的事。A呢，就傻乎乎地把前史绘声绘色地道出，说得G心里特别难受；B呢，颇有经验，说自己与前女友的事其实只是别人谣传，一直没这回事，自己很早就喜欢G，说得G心里非常舒服。那么，G开始在A和B里面选择一个，你猜答案是哪个？”
“你说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A； A虽然让G难受，但他坦诚，正直；B虽然让G舒服，但他有心机，不牢靠。”
“我觉得这个答案有点变态，如果是我，当选B。”
“为什么？这可是国家级教育部标准答案呀！”
“我认为A傻乎乎的，莽撞，不懂女人心，跟他在一起会格格不入；B并不是有心机，而是懂得照顾女人，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有分寸。”
“也许这是女生版的标准答案。看来出试卷的人一定是个男同志了。”
天上有几片薄云，月亮时而躲进云层，时而又露出来，相当不安。我又散漫地聊了一会儿，借着解手的机会，独自在校园里闲逛。风有些凉意了，吹在胳膊上能起疙瘩。换个角度来讲，此风也颇能沁人心脾，含着一种快意人生的决绝，让多愁善感的人多了一份刚强。你不妨将它当成一杯烈酒，浇下去，幽怨亦成美。
不知不觉，我走到十二楼李向阳的宿舍后面。他的宿舍亮着灯，黄玻璃上贴着绿色的薄膜，看不清里面的动静。我默默看了一会儿，独自离开。
此后我日趋懒散，并自觉已经退出对左堤情感上的角逐，把百分百的空间全部让给她的心上人了。失败的情绪弥漫心间，不论在学业上还是情感上，找不到任何一点成就感，更摸不清人生价值何在。此刻我想起梵高在日记里的感叹：生活中找不到一点儿令人振奋的事、一点儿喜悦的讯息！是的，这个执拗的画家，没有比他更糟糕的生活了，一辈子卖不出去一张画，得不到一点儿有分量的赏识，他自杀是因为觉得生命中不可能再出现喜悦的奇迹了。这样一个孤单的生命，死后得到世界顶级的赞赏，没有比这更嘲讽命运的了。此时我以梵高等不得志的人为同仁，并看着每日孜孜不倦的同学感到好奇：如此刻苦好学，究竟能出什么幺蛾子？我在颓废度日，但并无自尽的念头，因为我觉得离开一成不变的学校，也许会有奇迹。而这日子不远了，我在等待。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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