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第58部分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为了利润，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锢在十三行内，忍受寂寞，足不出户；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国的所有这些关于生活起居的规定，他们都可以一闭眼，忍了。

可是，还有比这些更难以让他们忍受的：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而这些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气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这是体制所决定。不过，中国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外国人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小说网·。。］。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出产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国商人带来英花呢4509匹，剪绒与天鹅绒416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赔本60％。（《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18世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