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尾声 万劫不复的沉沦
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近九十岁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胸无主见？他有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如何？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砷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砷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砷自尽。
嘉庆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砷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砷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在和砷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应该说，诛和砷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