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兵团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进抵临安。临安城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祐二年(1276)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南宋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下一任宰相是陈宜中。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南宋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英雄的胆小鬼。德祐元年(1275)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祐元年(1275)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祐二年(1278)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吓破了胆,再一次抛弃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显宣布正式退位,当皇帝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忽必烈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显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
宋室江山是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写诗讥讽道:“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陪葬两小孩
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了宋度宗的另外两个儿子,8岁的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4岁的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二王逃出了临安。赵昰一行躲过元军的层层围堵,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座江心寺,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到过这里,其御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于座下大哭,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元帅。此后这两个小孩就成为宋室遗民心中仅存的希望。
都元帅府成立后,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就是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进封赵昺为卫王。流亡小朝廷在福州建立起来,并粗具规模。
这时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争权夺利,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分化了本已非常孱弱的力量。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掌权,秀王赵与檡以赵氏宗亲的身份对杨亮节的所作所为多所谏止,遭到杨亮节的忌恨。杨亮节把赵与檡派往浙东。朝臣中有人说,秀王忠孝两全,应该留下来辅佐朝廷,杨亮节听后更为忧虑,担心自己地位难保,驱逐赵与檡的心意更加坚决。赵与檡后来在处州与元军交战,被俘不屈而死。宰相陈宜中此时又使出自己擅长的党同伐异手段,排斥异已,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出朝廷。在小朝廷立足未稳的时刻,陈宜中的这种行为引起众人的普遍不满,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南宋虽然已经投降元朝,但还有许多地区依然掌握在宋室遗民的手中。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坚守的淮东、淮西地区也进行着拉锯战。但在元军的进攻下,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拥有的兵力远比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陈宜中一直就是胆小鬼,张世杰也“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又开始了逃亡。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亡,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到达崖山时,小朝廷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趴到陆秀夫背上,一起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几天之后,张世杰闻知皇帝已死,决心以死相拼,最后船沉而死。
数天之后,陆秀夫遗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赵昺,连个陵墓都没有留给后人。
青灯古佛度余生
再说宋恭帝赵显随谢太后到了大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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