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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两位这样针锋相对，他们共同的熟人柯灵觉得有必要表个态了。他以长者的身份批评了张爱玲的不客气，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评了《连环套》没错，说是一路胡扯，看得齿冷，但她是对自己高产状态下粗制滥造了这一篇而感到不满，傅雷批评的则是张爱玲笔下那一整个“轻薄”“轻佻”的情爱世界。
再者说，柯灵只见张爱玲反省了傅雷不以为然的《连环套》，怎不见她大刀阔斧地将傅雷深以为然的《金锁记》，修改成长篇小说《怨女》？傅雷看到这一篇，怕不会觉得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了吧？
在《怨女》中，压迫与反抗这个惨烈的主题被淡化，麻油西施银娣（《金锁记》里的七巧）当然是有怨恨的，但同时，也有虚荣，有期望，跟婆婆妯娌们怄气，斗智斗勇，这些成功消解了她的痛苦。银娣不是七巧，不是《呼啸山庄》中那坚忍的十年磨一剑的希斯克利夫。七巧能把怨恨化零为整，凝聚成疯狂与戾气，长久地抱持，不能解脱，银娣没有这种与日常生活脱离的英雄气。她更善于化整为零，把痛苦掰碎了，搓细了，放进细水长流的时日里，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可以夷然地、正常地、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这是傅雷对于七巧的概括，无法放到银娣身上，后者更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充满细节，没有主题，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了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院，跟《狂人日记》之类划清了界限。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此外，傅雷还提出《连环套》里用了太多古典小说里的语言，张爱玲倒是同意这个批评，她说她写香港的小说，为了营造旧日气息，会特意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这个以后可以改一些。—难怪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的人动不动就是“你个小蹄子”，原来是因为写的是香港的缘故。再怎么说吧，傅雷写这篇评论都是出于好心，只是这好心从他母亲那里衣钵相传下来，有着自说自话的强硬，他们有这番过招在所难免。
4。尾声，也是如此不同
也是张爱玲年轻气盛，以《自己的文章》回敬了傅雷后，意犹未尽，偏偏成家榴送上门来，可谓正中下怀：你不是要写伟大的飞扬的世界吗？我偏让你看到你所以为的伟大的飞扬的世界背后的东西，而那些，可能才是真相。
傅雷和成家榴伟大而感伤的爱情，于是变成了殷宝滟与罗先生，不无卑琐的支离破碎。
幸好她不知道傅雷的另外一段爱情，他在洛阳出差时也曾偶涉风月场所，认识了一位“汴梁姑娘”，这姑娘“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有些像安娜斯丹……”反正是个“娇艳的人儿”—听上去跟成家榴是不是一个路子的？当年傅雷在法国，爱上的也是一位热力四射的巴黎女郎，老实巴交的男人，似乎总是爱红玫瑰，娶白玫瑰。
他给这女子写诗：“啊，汴梁姑娘，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汴梁的姑娘，啊……汴梁的姑娘！”
他跟她说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的娇妻爱子朋友，诉说他的苦恼，和以前的恋爱史—我看过一篇小说，说烟花女最讨厌客人来这一套，不过大家也不用为傅雷先生过于担忧，他给朋友的信里说，他有朱梅馥和那位法国女郎这两大护法，他对这女子，也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尽管如此，他的爱也足够炙热，又是要为她写曲子，又叫来同事一块儿为她拍照，把她的照片镶了银框挂在房间里—朱梅馥此时也在河南，他还想让朋友把那照片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唉，怎么那么像胡兰成对于小周的爱呢，“她是那么的美好！”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呻吟着说，他们一样有着要培养那些年轻女孩的伟大构想。老男人喜欢搜集小姑娘，且是带三分妖娆的小姑娘，无可厚非，傅雷与胡兰成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美化这样一种爱好。
这是傅雷1936年年底的爱情。1937年4月15日，傅敏出生在河南林州。《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罗太太在罗先生出轨时怀孕也许是虚构，但1936年年底，傅雷确实在妻子怀孕时，对另外一个女子如醉如痴。“超人”的另一面，也不过如此。
还好，随着他离开河南回到上海，那段热情很快时过境迁。接下来，他和成家榴走近了，然后……大家请去翻阅上文吧。
张爱玲自以为毁了傅雷的爱情，这事要放在她身上，肯定就毁掉了，殷宝滟那句“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可谓锋利如刃，放张爱玲心里肯定如千刀万剐，还有消除不掉的回声。
但是你看，在成家榴落荒而逃之后，傅雷仍然能跑去跟成家和做邻居，没准儿他都和成家榴和好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知道，20世纪60年代，傅聪去香港参加演出，成家和与成家榴姐妹热情接待了他，傅雷写了很热切的信致谢，傅雷的书信里存有他致成家榴的一封信，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也许，他们早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到成家榴晚年，都对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她坚持她的道德形象，不认为她是被张爱玲的小说吓跑的。
其实这样想有什么不好呢？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而张爱玲过度求真，也会将自己带入走火入魔的误区。《小团圆》把自己和他人都伤得鲜血淋漓，便是一个例证。人，有时真的得学会自我催眠，让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美好的人，可以崇高可以爱的人，在瞬间飞扬里，击败人生底色里的虚空。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也曾飞扬过，所以，她与傅雷在《金锁记》里瞬间交会，但终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966年9月，性烈的傅雷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与妻子朱梅馥一起自尽。本年，由《金锁记》改编成的《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而张爱玲本人身在美国。【。52dzs。】
早在1952年，张爱玲嗅到危险气息，辗转逃离，这种警觉，是否也是长期的旁观者的定位使然？她冷静，她不主观，她不着急跳进热情的汪洋大海里，所以能对现实，看得这么真。她最后寂寞冷清地死去，还是傅雷最反对的一唱三叹低回无尽的调子。
08 柯灵，故人别来无恙乎
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打碎了胡兰成，打碎了母亲与姑姑，打碎了“荀桦”，也打碎了她自己。若不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张爱玲回忆“荀桦”时，会不会也能闪烁一丝“故人别来无恙乎”的温存呢？
有次在北京，把我写的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送给一位前辈。前辈看着书名，呵呵笑了，说，听说柯灵还对张爱玲有过性骚扰？他跟柯灵打过不多的交道，想来只是无数有这种好奇心的人里面的一位。柯灵生前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只要跟文学界稍稍沾边的，现在大概也都知道这事了。九泉之下，被人指控为性骚扰已经够尴尬，更要命的是，在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初，柯灵还深情款款地写过一篇《遥寄张爱玲》，被很多人视为大陆“张学”之滥觞。最起码，这是与海峡那边遥相呼应，掀开了“张爱玲热”的帷幕。
在那篇文章里，他说起这些年他对张爱玲的关心与惦记：她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他依旧珍存；她这些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文字，他大体上搜集齐了；关于她的资料，无论是学者唐文标的，还是她的身边人胡兰成的，他也一一读过。他自己都感慨：若是能有一个读者对他像他对张爱玲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他也心满意足了。
作为资深读者与老友，柯灵曾想延续这份友谊，新作在香港出版时，他特地挑了一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随后，想起张爱玲近年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这份情意即便发了出去也未必落得了地。他最后决定把这本已经写了题赠的书珍藏起来，作为他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笑叹自己的天真。他意识到自己与张爱玲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隔着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但他依然说，直到张爱玲去香港之前，他们的友谊都善始善终。他曾为张爱玲编写的话剧出谋划策，张爱玲则赠以宝蓝色绸袍料答谢。张爱玲亦曾在他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时为他奔走，有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为证。
看到这里，不由得要笑柯灵可能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天真。比如，当他深情回忆和张爱玲的友谊时，万万猜不到，有一天，张爱玲会在书里写一个名叫“荀桦”的人。
《小团圆》的荀桦，跟柯灵的人生际遇有太多重叠之处，都是文化人、剧作家，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过，都曾得张爱玲营救，都和桑弧很熟，等等。我不能说柯灵是不是荀桦原型，只说有人愣是从“荀”字里看出一个“苟”字来。这不能怪人家想得多，且看书中这位荀桦君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苟”的意思。
张爱玲生动而尖刻地描述他：来了就讲些文坛掌故，有他参与的往往使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窘真窘”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话圆融过分，常常微笑嗫嚅着，简直听不见，然后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嘿嘿的笑声，下结论道“窘真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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