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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儿。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微薄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儿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儿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侨办打听，终于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了。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恢复了与张爱玲的通信往来。
在他口述的那本书里，有张爱玲的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过”，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在香港，我跟宋以朗先生提起这封信，他依旧微笑着翻出一封信，正是张子静写给姐姐那封，信里说，他找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但他没有房子，虽然对方并不介意这点，可他总觉得不太好，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帮助。
这，应该就是张爱玲写那些回复的原因。那么，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像她描述的那样吗？坊间传闻张爱玲晚年贫困潦倒，但事实上，我曾看过宋以朗先生提供的一份清单，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中心地段买十几套两居室。张子静给她写信就在之前的两三年，张爱玲是有能力帮他的，但是她拒绝了。
我问宋以朗，这是为什么呢？张爱玲本人开销很少，也不买车买房，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弟弟一下呢？
宋先生耸肩，摊手，微笑，说，我不知道。又说，我知道她曾考虑过给姑姑一些钱，还曾和我父亲商议给多少比较合适。给多了，怕政府清算，给少了，又觉得没意义，后来作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帮助弟弟一下。
虽然张子静说，女方不在意他的财产，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的，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让他最终有了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适时伸出援手？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1995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包，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口述了关于张爱玲的一些往事，言语间不提自己曾受到的伤害，虽然姐姐同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些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我知道他说姐姐那些事，和当年对姐姐说家族事，以及对堂哥说“家门之玷”有异曲同工之处，知道他在意这个终于可以跟人说点儿什么的机会。但他的天性依旧是温厚的。他这一生都温厚而平庸，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会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儿怕冷的人，他一直在朝温暖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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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佩纶往事
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在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张爱玲的家人，一说起爷爷，态度就会变得暧昧。
父亲和客人们高谈阔论时，偶尔会提起“我家老太爷”，但是当少年张爱玲站在他跟前，细细打听，他没来由地就有了几分悻悻然：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
张爱玲于是去翻她父亲新近出钱翻印的一套册子，小书页，暗蓝布套，薄薄的一本本诗文信札奏折，“充满了我不知道的典故，看了半天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当然没那么容易看懂，一个文官曲折的一生。
姑姑也不愿意讲，她不喜欢爷爷，她两岁那年爷爷去世，她跟他不熟，但她嫌他老，嫌他不漂亮，嫌他配不上年轻美丽的奶奶。很煞风景地对张爱玲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再朝深里问，姑姑又不愿意说了，理由是跟小孩子说这个，不民主。“问这些干什么？”姑姑说，“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她声音一低，“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张爱玲因此对爷爷奶奶那些事一团糨糊，难免数典忘祖，比如她说她爷爷出身于只比三家村多四家的七家坨—实际上是河北丰润“齐家坨”，又说李鸿章也被他弹劾过，致使“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事实是，张佩纶搏击满朝，唯独不参李鸿章。张爱玲固然全说错，但是她说起家事时，一改惯常的冷峻犀利，倒如孩童饶舌，煞是可爱。
追究自己的家事，是否会使一个人变小变得童稚？仿佛躺在层层叠叠的记忆里，看祖辈们的身影依次飘过，貌似无关，却血肉相连，他们的基因种在自己的性情中，今生，便自有来历。晚年的张爱玲，在美国，深居简出，不履尘世，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回望她的亲人们，关于她那传奇的祖父母，她如是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光辉岁月
1943年，二十二岁的张爱玲发表了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瞬时红遍了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是二十三岁，考中辛未科二甲进士，进入“国家高级公务员”行列，看起来不如张爱玲华丽喧嚣，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这是一切成为可能的前提。就说张佩纶的老丈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晚年说起自己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仍然觉得是个光荣的起点。
“出名要趁早”，这是张爱玲的名言。早早成名，确实能够事半功倍，谁不愿意看到传奇呢？即使怀着一点儿忌妒也好，还是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二十三岁的年轻进士张佩纶，朝着朝堂丹墀缓缓走去，属于他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张佩纶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因表现出色，被擢为侍讲学士，可以单独上书，他把这份话语权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书127件，其中三分之一说的都是得罪人的话。
很多年之后，人家跟张爱玲说，张佩纶诗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张爱玲说，这些我都信。口气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两套话语，她对此的兴趣，可能还赶不上对麻油店门口贴的宣传告示的兴趣。
但是，对官场中人来说，那套话语并不是那么呆板，真正的高手，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玩出精彩的花样。张佩纶显然是这样一个高手，语言在他笔下，可以放大为千军万马，横扫天下，又可以缩小为一把精致的小李飞刀，很优美地，直抵要害。这样形容，好像有点装那啥之嫌，让我转化成大白话吧，那就是：张佩纶，他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
做言官的那几年，真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他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试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