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酸酸甜甜的小情调，使他们的恋爱更像恋爱了，小周那种天真的邪气，小女子的骄纵蛮泼，在这个老男人眼中，更有一种令人意乱情迷的诱惑。两人在一起，就是一部民国版的《洛丽塔》了，小小的会心与动心无处不在，而且真是只用动心不用动脑的。
胡兰成写小周，都是寻常女子的好，一个眼波，一个手势，别人看了没什么感觉的，到他眼里都是艳。小周说起嫡母去世时，她赶着做了入殓穿的大红绣鞋，说时小周眼眶一红，却又眼波一横，用手比给胡兰成看那鞋的形状，胡兰成听着只觉得非常艳，艳得如同生，如同死。
她又跟胡兰成说产妇分娩时很可怜，产门开得好大，又是眼波一横，比给胡兰成看，胡兰成觉得她这手势如同印度舞的指法—剔除胡兰成爱东拉西扯拉着虎皮做大旗的癖好，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小女孩的迷恋。
我和朋友说起这些，被我阅历丰富的女友嗤之以鼻，说，怕是没有这么简单，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张爱玲在床上估计没有护士小姐放得开。
关于这个，我要冒着低级趣味的嫌疑，好好地白话一下，首先，张爱玲和护士小姐到底谁更放得开？其次，放得开的女人真的更有魅力吗？
张爱玲初出道时，发表了两部《沉香屑》，其中《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上海少女葛薇龙的香港之恋，那种怨而不怒的调子，赢得了一片喝彩，而那部《沉香屑—第二炉香》，向来乏人欣赏，因为它的主题在讲对于性的态度。
小说里说，这天是大学教授罗杰新婚大喜的日子，他娶到了美丽的女子愫细，空气里都是光与音乐，罗杰感到身边是一个高音的世界。他以为有无限的幸福与甜蜜在前面期待着他，却没想到新婚之夜会是那样诡异：在洞房里，愫细惊惧地发现她的丈夫是个流氓。然而，作为读者我们知道，罗杰不过是个正常男人，不正常的是愫细，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性爱方面的启蒙。愫细出逃，被一群不知就里的学生“救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罗杰为此丢了饭碗，只能黯然逃离。二十一岁的张爱玲，用冷静的笔触刻画了那样一个“天真到可耻”的世界，把罗杰定位为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看她后来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说起性爱，也是坦然而毫不忸怩的，张爱玲从来不会像“艳照门”女主角阿娇那样声称，看到屏幕上接吻都觉得恶心。
这跟张爱玲的阅读背景有关，她自幼熟读旧小说，比如《金瓶梅》之类，对于性爱描写已经达到百毒不侵的地步，既不觉得污秽，也不觉得刺激，不过是为作者所用罢了，这也可代表她对性爱的态度，她的态度，是冷静正常和科学的。
所以，床上的张爱玲纵然不会特别“放得开”，但也不会太忸怩，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她的“放得开”是源于文化心理支撑，而不是一个女人原始的欲念。被文化掺和了一道，所有的表现，又有了“二手”之感，那种笃定清醒，自我的体验与认知，会让跟妩媚的狐妖花精们更为亲近的男人感到陌生。
相反，小周姑娘倒是放不开的，胡兰成说了，得“用点强”，还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他们分别前夕他才达成所愿。可是，那种生涩是多么可爱，首先，它能激起男人开垦和塑造的愿望，一种创世纪般的良好感觉；其次，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她的一无所知面前男人更能放开手脚，那种从容不迫的支配者的感觉，可能比在张爱玲那里的“且斗且舞”更有吸引力，面对后者，旧式小文人胡兰成欣悦的笑容下，没准儿就有几分无从应对的惶恐。
结论：即使男人真的是下半身动物，放得开的女人，也不见得比放不开的更可爱。
10。亡妻玉凤：情路上一枚值得展示的勋章
在这场魅力大比拼中，张爱玲似乎处处落了下风，没办法，才华见识并不能让性感程度水涨船高，钱锺书就曾说过：“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这大概是很多男人没有掏出来的真心话。
胡兰成依旧声称，不管他有多少女人，他待张爱玲总是不同。又打比喻：小时候他在舅舅家里玩，父亲去了，给那些表兄弟每人一个金橘，唯独他没有。他心中略有感觉，却也不敢怎么样，但见父亲将他牵到没人处，竟递给他一个金灿灿的大福橘，他对张爱玲，也是这样。
但有一次，在张爱玲的住处，他遇到炎樱，把她的椅子挪到房间正中，郑重得都让炎樱感到尴尬。他像日本人一样双手按膝上，恳切地告诉她这次大轰炸有多么剧烈。炎樱和张爱玲都替他不好意思，她们又不是没见过轰炸，用不着他来表演哀天地民生的哀恳，张爱玲窘到只能走开。然后她听到胡兰成问炎樱：“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这句问话让张爱玲感到天都黑下来了。
我们看胡兰成写小周，会知道他更爱谁。胡兰成写张爱玲也精彩，但那种精彩，是世人都识得的精彩，她的才华，她的聪慧，光华璀璨，人人都会觉得好。他写小周的好，却都是普通女孩的那种好，张爱玲说胡兰成说小周的口气，像是做父母的说自己家孩子，一举一动都看在眼中，说得津津有味，这才是真爱。
胡兰成那样说，倒也不见得是欺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自欺欺人，张爱玲之于他，像一件豪华的裘皮大衣偶尔落到一个穷女孩手中，也许不合身，也许还不舒服，穿上去捉襟见肘，百般不适，但她也舍不得脱下，因为它是华贵的，可以炫耀的，她珍爱它，跟别人夸大着它的好，就她的拥有而言，这是最有分量的一件了。
又如文学爱好者褒扬某名著，未必有心得，拿在手里还会觉得累，但为了卖弄自己的水准，少不得要用上重量级的词语，显示自己的别具慧心。何况在当时，张爱玲这部名著，胡兰成拥有独家孤本，他那么虚荣的人，自然更要好好地煽乎一下了。
这并非胡兰成有意欺瞒，他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更爱张爱玲，因为更爱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贵族后裔是对的，是有品位的，是跟主流社会合拍的。
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大众心理，存在一种逃避机制，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这样可以使自己不再孤独与焦虑。比如说，催眠师可以暗示生马铃薯是可口的凤梨（菠萝），接受催眠的人就会像吃凤梨（菠萝）那样津津有味地吃生马铃薯。社会文化模式经常扮演着催眠师的形象，它说，你应该怎样，害怕被社会孤立的人，就会以为自己“是”这样。
而这种在催眠下产生的心理，其实是一种伪思想。
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严格摒弃这种伪思想，摸索、发掘、展现自我，米兰·昆德拉算一个，鲁迅算一个，张爱玲当然也算一个。相对于孤独，他们更害怕自欺，哪怕剔出自己的血肉，他们也不能让那种伪思想在自己的灵魂里存身。
胡兰成没有这样的力量，在他貌似潇洒坦率甚至恣肆的背后，是对于社会文化模式的刻意逢迎。除了强调自己将张爱玲看得最重，他还一直声称，他深爱结发妻子玉凤，尽管她相貌平庸、土气、没文化，但是，“我的妻至终是玉凤”，我“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经历了与玉凤的一场死别后，“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向来是为国人赞扬的美德，胡适先生的情史虽然可以连篇累牍，但他到底没有抛弃江冬秀，仍然可以充任大众心中的道德楷模。对于亡妻念念不忘，也符合国人的审美取向，悼亡之作层出不穷，根子可以追溯到《诗经》里：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一唱三叹，人鬼情未了。
我一点也不打算独树一帜，与上述的美好品质及感情为敌，假如它们是真的，我也愿意加入感动的队伍，但认识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看看胡兰成干的那些事，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看到玉凤的第一眼，就不喜欢她，他喜欢那种尖下巴的精灵女生，玉凤却是一脸福相，完全不能烟视媚行，绣花也不精，唱歌也不会，甚至话也说得不伦不类，就是一个有点笨拙的乡下女子。
胡兰成新婚之夜才见到玉凤，大为失望，不过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玉凤再不好，总归是他的妻，耳鬓厮磨间也处出一些情意来了，更重要的，是玉凤对他，有着死心塌地的爱恋与信任，让胡兰成觉得很舒服。
胡兰成描写两人婚后的生活，都有一点《浮生六记》的情致了，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在那女子面前的优越感。他的家人总拿“抛弃”来威胁玉凤，他不高兴了，也会说结婚以来没称心过，虽是生气时的过头话，但设身处地地想，这话忒伤人心。
事实上玉凤也在心里掂量了无数遍，但她早已被自卑压倒，只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其间也曾想问个清楚，那时胡兰成在萧山湘湖师范教书，玉凤带了三个月的小女来找他，胡兰成见她前来，大吃一惊。因为玉凤的山乡打扮，在那些时髦的女同事、同事夫人中间，显得那么突兀。当时的情形，应该有点像《人生》里，进了城的高加林看到刘巧珍。但路遥是写小说，不必美化高加林的见异思迁，胡兰成却要将自己的讶异粉饰一下，竟然东拉西扯说是像“中国旧小说里亦英雄上阵得了胜或此箭中了红心，每暗暗叫声惭愧”，恕我愚鲁，实在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
胡兰成像一切有志男人一样，自己出去闯天下，把老婆留在家中伺候老娘，客中寂寞时，也想勾搭一下同学的妹妹之类，但他当时一穷二白还有个老婆，加上刚刚入道，手艺不精，自然不能得手，于是，胡兰成还可以自诩为有始有终的男人。
没等到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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