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手机电子书网 Http://。。Com'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Yuan 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书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剌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前四七六),周天子之下有二○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达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千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al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镕炉」(Meltin Pot)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s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拚」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拚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拚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作「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耍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罢。美国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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