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京戏、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三、我不认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做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怔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焘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
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图53溥仪在东京法庭上验看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证据
——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中的插图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
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
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
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语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
第一次出庭是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开庭，检察官凯南（美国人）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椎浩平，我说从这里起，我引用的一些对话，并非是法庭上的原始记录，这是我根据当时记者们的报导和有关出版物上的记述，加以回忆后写出的。：
“香椎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
“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
“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
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的元首”的要求。
“你接受了吗？”
“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
“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
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争皇帝来当的事，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
“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
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儿。八月十九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
“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曜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真实情况。我讲到了谭玉龄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到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到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鹈泽聪明博士。他问：
“证人在一九○九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
“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
鹈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成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