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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
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十一、“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