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杜月笙调解工潮的次数,同样的也是多得来算不清楚了。──事实确也如此杜月笙调停工潮,几乎无月无之,或以为,他用大贴其钱的方式解决争执,劳资双方固然是皆大欢喜,尽欢而散。可是,在杜月笙本人,像他这样资方出一个月,他出两个月,一贴便是一倍,一件工潮如此,十件如此,一百件也是如此,纵使他有金山银海,十片八片中汇银行,不也被他散尽贴光,宣告破产了吗?其实咧,套一句北方人的话,「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因为,但凡为付遣散费而与工人发生纠纷的老板,倘若以他们的经济情况加以区分,不外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仍然有钱,不过鉴于他这片店或厂无利可图,因而出之于关歇一途,对待工人,反正「摆摆」定了,因缘已断,钱是自己身上的肉,能够少付两文,当然交关开心的「守财奴」。
第二类是拥有一个以上的事业,这片店赚,那片店赔,于是见风使舵把厂关歇,他们算起账来,以本事业为单位,决不会将全部财产计算在内。所以他们发付遣散费,也以关歇事业的负担能力为限,工人是注定断吃亏。这类老板,姑且名之为「门户主义者」。
第三类,是眼面前实在过不下去了,唯有将生意停歇,但是他们仍还有背景、有潜力、有信用,或者有能够帮忙的亲戚朋友,可能为时不久,他们就会东山再起,重头来过。
第四类,那才是时运不济,周转无力,实实在在垮定了,翻不了身的天灾人祸牺牲者,他们未能付出合情合理的遣散费,那也是迫不获已之事。
在因遣散而起的工潮或纠纷,经杜月笙言话一句加倍掏出钞票代为解决以后,第一类守财奴们高兴欢喜的日子并不久长,因为杜月笙拥有大量的忠实干部、基本群众,就在守财奴所拥有的事业里,也必然会有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至少是杜门徒子徒孙的要好亲眷朋友,当他们晓得杜先生为这种守财奴花了这么许多钞票,祇为解决了守财奴的棘手问题。不问可知,他们一定愤懑不平,他们会去报告杜月笙,或者是杜月笙左右的人─「某某某太不写意,他自己另有事业,另有铜钿藏起来,反倒叫杜先生替他出了若干若干遣散费。」
杜月笙听了,付之一笑,淡然的说:
「算了吧,让他占了便宜去,横坚我这笔钱已经拿出去了。」
杜月笙越是这么慷慨大方,洒脱豪爽,越加有人抱不平,不服气,愤恚变成了行动,化为了力量。守财奴总有一天会发现;秘密戳穿,麻烦增多,冷言冷语很难听,火爆场面更难受,恐惧惶悚,加上了负疚内愧,事到临头想通了,还是加点利息,或者附送一份礼物,把杜月笙代垫的费用扫数还清。
──这是杜月笙的中汇银行额外营业另一章,短期信用放款,利息由贷方自定
第二类的「门户主义者」,多半富有自发自动自觉精神,纠纷解决,遣散工人欢欢喜喜的离去,头脑冷静下来,细细一想,我又不曾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实在拿不出这三个月的遣散费用,戋戋之数的拒付,对待工人是企图侥幸躲过的手段,如今竟连累杜先生破费,代我出钱出力,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过意不去。于是,他们立刻摒挡一切,悉索敝赋,尽快归还杜月笙的「垫付款」,就中汇银行而言,这是超短期──紧急无息放款
第三类大月东山再起之望的工商业家,窘困紧急,受阨于一时不可避免的残酷事实,必须关店关厂,但是他们只要能够渡过眼前的难关,顺利的将关厂关店的壮士断腕之举实现,用不了多久,他们还能重振旗鼓,另行创业。
杜月笙的仁风义举无异雪中送炭,他们心怀感激的敬谨接受,但当他们另行创办了其它的事业,他们会加利偿还他们对杜月笙的逋欠。同时更加强了他们对杜月笙的向心力,从此以后,惟这位恩人长者马首是瞻,──他们成为杜月笙在工商业途径上力求发展的良好友伴,同时,也是中汇银行的长期优利客户。
第四类焦头烂额,濒临绝境的老板们,杜月笙的放款决无收回指望,他为这帮人垫付的遣散费,才是不折不扣的呆帐。不过那一笔笔的呆账数额不会太大,像这样必须求援杜月笙,帮他解散工人,化除纠纷的老板,如果他开的是厂,那厂的规模就不会太大,工人也不至于过多,倘若他开店,又能用得了几个伙计,叫杜月笙破费得了几个钱?说不一定,一笔心怀感激,竭诚奉敬的利息,即已抵充而有余裕。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个方式,或是便是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最大经济支持了。杜月笙用这样慷慨狭义的方式调停劳资纠纷,就上海千千万万的工人来说,他无异为万家生佛,获得几十万人的衷心感戴,歌颂赞美。
直接受惠于杜月笙的工人及其眷属,经年累月,不时的在大量增加,杜月笙的声誉和威望,也就成正比例的急遽增涨。上海八十余万工友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成为杜月笙的忠实群众,无论什么事,祇要杜月笙登高一呼,这许多人当然会自发自动,乐于相从;因此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市政府农工商局改制为社会局,社会局里自局长而下,为了推行业务,发动工作的便利,几乎都成了杜月笙的学生和好朋友,曾有一段时期,社会局的四位科长,其中便有三位是杜月笙的学生,权倾当「局」,炙手可热,这八个字,杜月笙委实是当之无愧。
大多数的工人,跟杜月笙出身彷佛,学识彷佛,成长环境也彷佛,在工人方面,他们以杜月笙为傲,以杜月笙为荣,甚至进而以杜月笙的利害休戚为前提,杜月笙敬他们三分义气,他们还报了五分七分。早年的中国工人在气质上犹未能挣脱农业社会的铸型,因此,他们仍然保有淳朴善良的本性,这在波谲诡秘,五花八门的上海社会,实在是一份最可爱也最足珍视的友情。
由于杜月笙和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从无法生存的农村社会,投入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冶炉,他们经过相仿的磨炼过程,挨过白眼,吃过苦头,在黄浦滩的烂泥地上打过滚,因此,杜月笙了解工人的心情,同情工人的遭遇,他说工人们能懂、能感动、能听得进的话,做工人们所求、所向望、所迫切需要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全能投合工人的心理,受到他们的欢迎。杜月笙不要组织,无须干部,他和工人们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如水乳交融,迹不可分。
对待工人,杜月笙无需哗众取宠,阿谀讨好,他的善行义举不胫而走,传播宣扬,别人对他的中伤诬蔑,工人们会自动的加以反驳。当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实际情形渐渐公开,资方有人恶意的把这个「秘密」传给工人们听,工人们的答复却竟是反骂他们一顿:
「蜡烛!三个月的遣散费老早点拿出来,大家还要谢一声呢!非要讨价还价,弄僵了,等到杜先生一拍胸脯立刻打支票垫付,这才不好意思暗底下送回去,敬酒不吃吃罚酒!阿有面皮讲啊?」
杜月笙对工人同情体贴,关怀备至,替他们出钱出力,了无吝色,反过来他待资方的老板,其实也是尽量协助,并不后人,至少在他所表现的言词态度上,他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不论资方有没有吃亏,闹得不可开交的工潮,不可否认,仍还适杜月笙出面解决的。或许有若干资方老板对杜先生不满,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把不满的话说出口来,诚然杜月笙叫他们多出了一点钱,然而这钱他们出得起,尤其,杜月笙从不曾叫谁还钱过,付还杜月笙的垫款,多一半是他们自己良心不安。
于是,藉由任何工潮,一经杜月笙之手,立可迎刃而解的这点声望,使全上海的工商业者,没人敢于、愿于、肯于冒犯他,开罪他,或竟是杯葛他;相反的,为了往后的方便,向望接近这位大力人士,强大奥援者,倒是大有人在。
获得如此有利的条件,杜月笙开始在工商业者之间,广泛的结交朋友,物色人才。
在物色人才方面,他的注意力集中于青年新进的工商业界人士,他们或则本身已有相当的事业基础,或则具有卓越的才华,以及远大的前程,只要是合乎这两个条件,杜月笙无不虚怀若谷,倾心结交,务必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门下。在前后两三年时间里,后来殚智竭虑,为杜月笙建立其庞大的金融工商事业,并且为之负责主持的杜门重要干部,纷纷被他延揽入门。譬如银行世家子,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的哲嗣傅品圭,就因为杜月笙帮过他父亲大忙,不久又解决了他们父子间的产业纠纷,两代蒙惠,因而感恩图报,为杜月笙掌理他的银库──汇银行;又如富商子弟:「吃不完,用不穷」的徐懋棠,以及青年有为,精明干练的洪雁宾、张颂椒、蔡福堂、蔡润生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人才,民国二十一年恒社成立,他们都是发起人之一。
插足金融煞费苦心
当年,上海银行之多,密若繁星,国家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外国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台湾、又有所谓「小四行」: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南三行」: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北四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再加上各省的省银行、地方银行,以及最盛时期多达五百余家的民营小银行,林林总总,遍地皆是,真所谓漪欤盛哉。
杜月笙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有强固的政治背景,有兜得转的手段,也有向工商业进军的壮志雄心,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事业:国民银行。这个银行气派一点不大,规模实在太小,当年五十万的资本额,实际只收足了廿五万,不但此也,十八九年之交,还被经理田鸿年大炒其金,赔了好几十万,险险乎闹到关门。
所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杜月笙的「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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