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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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传- 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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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杜月笙的「智囊团」,便向杜月笙建议,在着手建立工商事业之前,一定要设法再开一片像模样的银行然后再利用这片银行为立足点,打进在全国金融界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上海市银行公会,使此一举足轻重的人民团体,也纳入杜月笙的掌握。

在当时,乍听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大计划,不是令人为之咋舌,便是人骂声「阿要发疯」?然而,杜月笙一向是魄力奇大,而且极有耐心的,他立刻首肯了这个「疯狂」计划,同时,和他的智囊团频频密议,商订了极机密的进行方针和步骤。

他打出去一两张王牌,同为杜氏「智囊团」要角的杨志雄和杨管北,请他们好整以暇,优哉优游,每天到银行公会附设的餐厅,去吃一顿中饭。

银行公会附设餐厅,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连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交朋友的场所。杜月笙请二杨去做什么呢?通常是结交朋友,搜集情报,倘若发现哪一定「同业」发生了困难,他们应该迅速寻求困难的症结,解决的途径,赶快通知杜月笙,让他「获此荣幸」,加以援手。

杨志雄和杨管北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二位经常到银行公会吃午饭,前后足有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漫长餐会之中,以他们特殊的身份,超然的地位,动人的词令和卓越的交际手腕,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巨子和金融领袖,都成了跟他们无话不谈的朋友。

以无比的热诚,和渴切的盼望,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结交」和「服务」的机会。

国人自设银行,应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中国通商银行系盛宣怀创办,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初八开业(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因此,从前中国通商银行登广告,必定加上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那到是一点都不吹牛。

但是中国通商银行请外国经理,在结构上又是「官商合办」,所谓「商」,也是显赫如盛宫保(宣怀)者流的「亦官亦商」,即挽近之谓「官僚资本」。满清末年,老百姓怕洋人狠,更怕做官的靠不住,白花花的银两不敢往这种半官半商,洋人当家的银行里存,所以这片「中国第一家银行」,开张之后生意并不好。

早期「中国通商」最大的功劳,是促使工商人士了解银行的重要,于是由旅沪宁波钜商「阿德哥」虞洽卿(和德)发起,邀同「阿拉宁波同乡」袁鏖、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章、周晋镳、陈熏、连他自己一共是十个人,募集资本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开了片纯粹商营的四明银行,就在同一年里,又由宁波、绍兴两地的旅沪工商巨子,集资另设一片「浙江兴业银行」,因此,四明和浙江兴业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业银行。

由于四明和浙江兴业开风气之先,而且经营得法,获利倍蓗,引起民元以后的一股银行热,有铜钿人纷纷投资于开银行,当年开银行便有权利发钞票,发钞票规定应有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保证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可以贷放生息,六成现金准备也不过在检查的时候摆好来看看而已,于是五六十年前开银行,利润要比现在好得多,宜乎银行之设多如两后春笋,盛况历久不衰。

宁波、绍兴都在浙江省,中间只隔一片四明山,两邑人士开银行也是开风气之先一般人乃将宁波、绍兴同乡所开的银行称之为宁绍帮;而将后起之秀如陈光甫、唐寿民、胡笔江

等所开设的一系列银行称为镇江帮自民国开元到大陆沦陷,宁绍帮和镇江帮分庭抗礼,炙手可热,向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对于我国财政经济之影响,无比重大。

民国二十四年,官办银行为了顺利实施中央颁定的法币政策,对于拥有发行权的银行,亟欲加以控制,他们采行的方法是施予严格考验,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斥资,秘密收集若干银行发行的钞票,收集到相当的数额,骤然之间前往兑取现金,多一半的银行措手不及,兑不出来,于是财政部因为他们准备不符规定,立即检查,检查出了毛病,照说应该勒令停业清理,不过官方为维持金融起见,临时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长,将这一片银行纳入正轨。

当时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中央、中国、农民是国家资本,中国和交通官股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分之五十,交通百分之六十),农商银行是由实业部主持复业的,农工则由党国元老石曾任董事长,发行钞票有限,除去了这六家以后,有问题的便只剩了四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中国通商、中国垦业、中南六家而已。

银行界圣人徐新六经过这次严格的考验,大家拭目以观最后结果,由商而官的是中国通商(迄廿三年底发行额三、四三○万元)、中国实业(同期,三、三六五万元)、中国垦业(同期,七○八万元)、四明(一、八三一万元),屹立不动,安如盘石的为中南(同期四、○二五万元),和浙江兴业(九二五万元)。

消息传出,令金融界人士大出意外,中南银行因为集合了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的全部实力,组成四行准备库为后盾,其「泰山石敢当」之势是理所必然,浙江兴业凭什么驾乎四明之上,竟能经得起这一次大风浪?

如所周知,宁波同乡是很团结的,在上海工商界的势力也最大,从民元到民八,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影响,四明银行也曾几次发生挤兑的风潮。可是,只要四明银行一旦挤兑了,「阿拉同乡人」便群策群力,全面出动,所有宁波人开的商店,在顷刻之间全成了四明银行的办事处,他们义务代兑,掏出自己的银元,换取四明银行的钞票。宁波藉的店员或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门口排队,他们会尽出自己的积蓄,跑去找不相识的挤兑者说:

「要兑四明银行的钞票?喏,阿拉跟你掉银洋!」

但是民国二十四年四明银行毕竟加入了官股,而把中国第一家商营银行的金字招牌,拱手送给浙江兴业。

许多人争着打听浙江兴业究竟有什么苗头?打听的结果是,四明银行有一位顶能干的总经理──徐新六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帐务,全部无懈可击。从此,徐新六在中国金融界声名大噪,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

徐新六出身世家,风度翩翩而学验俱丰,他曾留学英美,得过博士学位,广泛研究财政金融和经济,论识见和学问,上海银行家中又数他为第一,以是无分老派或新派,对他不是尊敬,便是崇拜。

不但如此,徐新六更素以私生活严肃著名于时,吃喝嫖赌,讨姨太太,彷佛永远和他无缘,在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大上海,一个家财百万,酬酢繁剧的银行家,能够长时期的保持「清白」,实在是很不容易,故所以,银行界给他上一个尊号,──叫他「圣人。

以徐新六的出身、教育、职业跟性情,他和杜月笙之流,应该是泾渭分明,扞格不入,说什么也难以攀得上交情。然而不然,徐新六居然和杜月笙建立了极亲密的友谊,甚至可以这么说:杜月笙是徐新六的生平唯一知己。

时间大概是在民十九、二十年之交,藉由一次偶然的邂逅,杜月笙和徐新六碰了头,一度接谈,杜月笙竟使徐新六为之心折,此后他又听说了不少有关杜月笙的事迹,于是,他开始为之揄扬:

「英雄不论出身低,诚然诚然!譬如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白相人地界里竟然也会出杜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徐新六的揄扬推重,在银行界里自有其相当的份量。──当然同时也还有不少的银行界知名之士,在对杜月笙颇有好评。

徐新六对于杜月笙的揄扬,并非溢美,他是发自腑肺。民国二十二年夏季,杜月笙照例上浙江杭州西北的莫千山避暑,正好徐新六也在山中,山风习习,长日漫漫,杜徐二人正好趁此次机会,尽兴长谈。一日,徐新六这位公认的圣人,忽然对杜月笙说:

「我有一件心腹之事,舍杜先生而外,无人可托。」

杜月笙答以:我在洗耳恭听。

于是徐新六向杜月笙承认,人世间事,以男女之情最难捉摸,即如圣人,也难免太上忘情,他说他除了正室妻子之外,在外头还有一位簉室,如今早己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徐新六的二太太,为他生了两儿一女。

这话如果不是出诸徐新六之口,杜月笙绝难相信,因为,──接下来徐新六便坦然的说他的保密工夫做得天衣无缝,妻子儿女,家人戚友,除开他自己,简直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要托杜月笙做什么呢?徐新六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总要备个万一倘若我有日死了,这个小妾和三个儿女,未来的生活和教育,我必须为他们预作准备。」

深感于徐新六的愿共最大秘密,这份友情,着实可贵,杜月笙正准备要说:万一真有这么一天,他决计代为负责到底。但是徐新六却又在说:

「我这一生,总算还薄有财产,那边的一妾二子一女对于我将来的遗产,当然也有他们应享的权利。」

「不过,」杜月笙担心的说:「这么样的话,就怕到时候有人要说口出无凭啊!」

「那当然,」徐新六顿时就说:「我老早准备好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委托信,亲笔签名,盖过图章,郑重其事的交给了杜月笙。

五年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新六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自香港乘桂林号飞机到汉口,中途遇日机袭击,机毁人亡。徐氏家属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杜月笙亲自到场,说明这一件事,使得徐氏全部亲友,为之震骇错愕,不知所措,没有人相信圣人也有外室,居然早有子女,更没有人认为杜先生会无中生有,代人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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