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娓娓道来这一段「老千」机密,末后他曾面容严肃,郑重其事的声明,他和吴家元结识于民国十四年,二十五年的交情,彼此相处的时间够得上长久,吴家元诚然狡狯过人,但是他毕竟也有可取的地方,譬如说他聪明绝顶,手腕玲珑,肆应各方的功夫尤称上上之选,国家多难的时候能够深明大义,杜月笙但有一事嘱托他也肯为之出生入死,抗战初起他衔杜月笙之命奔走华北陷区,抢救滞留平津行不得也的名流耆彦,使他们免于沦为汉奸,助长日本军阀「以华制华」的毒辣阴谋,便是吴家元生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否则他也不会被北平日军派员专程南下,到方始沦陷的香港来指名逮捕,打算解往北平治罪了。
他又解释为什么自己明知吴家元是「老千」,而犹仍和他不时同局赌博,杜月笙说吴家元在他跟前颇能守信,民国十四年他和吴家元在泰昌公司同赌时,吴家元的「老千」伎俩,被杜月笙的好朋友严老九捉牢,吴家元声称保险把杜月笙输掉的钱赢回来,杜月笙却在头一场便反而为之输去,当年他曾对吴家元施以教训,而吴家元也在杜月笙面前赌神发咒,答应杜月笙的条件,从此不再跟杜月笙和他的朋友「掉枪花」,杜月笙证实吴家元确能恪遵诺言,二十五年来不曾在他跟前玩过一次花样。
正告他的后生晚辈,家人亲友,杜月笙十分感慨,语重心长的说:
「我告诉你们这些,祇是在说赌不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倘使欢喜赌,将来还不晓得要碰到多少怪事哩!」
复兴航业公司迁台
杜月笙身为中华民国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招商局理事、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大达、大通、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他是中国航业界的领袖,殆无疑问。民国三十七年,他曾与钱新之合作,又创办了一家「复兴航业公司」,而由杜月笙担任董事长。当时,规模宏大,吨位最高的复兴航业公司,在大陆沦陷前后,可谓为我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业机构
但是复兴航业公司所拥有的轮只,有一部份系由政府担保,向美国贷款购来,杜月笙、钱新之为设立复兴航业公司,艰难缔造,费了不少的心血与精力,然而公司成立未几,大陆情势日非,战火迅速蔓延上海,当时杜月笙曾以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的地位,竭力鼓励航业界人士,使他们的轮只参与疏运,机构转移到香港去,往后他到香港,更一力敦促迁港的各航业公司,迁往台湾。杜月笙常说:台湾是一座海岛,来日经济发展,必将以对外贸易为重心,因此他认为航业界在台湾当可大有作为,航业公司迁台,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则为航业界本身,获得一处前途光明,大有可为的良好基地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总统复职,八日立法院投票同意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三月十二日,新阁名单发表,社会部政务次长贺衷寒出长交通部。贺衷寒就任伊始,对于鼓励海外航业机构迁台一事,极为重视,他曾致函杜月笙和钱新之,希望他们能将复兴航业公司,迅卽迁台办公,有以发生一点倡导作用。杜月笙、钱新之和杨管北,因而频频集议,磋商多次,最后乃由杜月笙毅然决然的作了决定,复兴航业公司旣有大部份船只,系由政府担保借贷美国债款购买,那么,要复兴起一点倡导作用便何妨做个透澈;于是杜月笙、钱新之双双出面,以自身年高体弱多病的理由,表示无意继续主持复兴航业公司的业务,他们二位要求成立一个复兴航业公司监理委员会,而将复兴航业公司改由官方营运。
于是,复兴航业公司率先迁台,监理委员会成立后,政府为昭郑重,特由交通部长贺衷寒,担任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是贺衷寒希望杜月笙和钱新之方面,也能推荐两个人,担任常务监理委员。而在这两位常务监理委员中,杨管北是当然人选,无需加以考虑,至于提名另一位时,杜月笙和钱新之,便得煞费一番商量了
浙江诸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北伐时期在上海当过兵站总站长的周兆棠,他跟杜月笙结识甚早,周兆棠后来任过中央军党务处长、考试院法规委员、交通部司长、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等职,同时他又是招商局的董事之一,和杜月笙也算是同事。三十八年春,周兆棠从南京举家迁往香港,住在堡垒街,和坚尼地台十八号杜公馆,相隔不远。因此他闲来无事之际,常去杜公馆走动,陪杜月笙聊聊天,吃吃饭,往往杯酒言,在乱离中极尽友朋之乐。杜月笙对周兆棠的才干颇为赏识,认为他确能办一番事业。虽然双方渊源不深,但是当他考虑推荐复兴航业公司的另一位监理委员时,基于「选贤与能」、「用人唯才力是视」的道理,他便很自然的想起了周兆棠这位朋友。
凑巧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贺衷寒的建议,提的另一名监理委员人选,也是周兆棠,台北香港,不谋而合,使杜月笙颇为欣慰,他再跟钱三爷钱新之一商量,三方同意,于是周兆棠便回到台湾。复兴航业公司的业务,由于贺衷寒高高在上,杨管北本身的事业繁忙不堪,因此多一半系由周兆棠负责,杜月笙尤曾一再的表示,他希望复兴航业公司,能在周兆棠的大力推动下,达成他设立当初时的构想和愿望。
一直到杜月笙逝世之后四年,民国四十四年复兴航业公司恢复民营,重开董事会,周兆棠被推荐为董事长,这和杜月笙当初的意旨,可谓完全符合。复兴航业公司迄今仍为台湾航业巨擘之一,周兆棠亦早成航业巨子,他对于十余年前杜月笙的一番培植、支持的热忱,始终是挂在嘴上的。
马连良到添份热闹
平剧名须生马连良,多年来一直受到杜月笙的关照,对杜月笙敬之如父执,平时相处,和家人父子一般的亲密,杜月笙的恒社子弟中,大概就数马连良的平剧造诣成就为第一,因此一生嗜爱皮黄的杜月笙,对他这位高足极是爱护得很。抗战时期,马连良在沦陷区里唱过戏,胜利后有人指他腼颜事敌,使他不获继续登台演唱,便由杜月笙为之大力缓颊,马连良乃能在胜利以后独步京沪,红极一时。所以民国三十六年杜月笙做六十大寿,南北名伶名票演唱十天,马连良和梅兰芳两位伶王,确实是卖尽了气力。十天义务戏里除了孟小冬登台的两场,马连良曾将他的拿手好戏如「龙凤呈祥」、「打渔杀家」接连的各唱双出,同时还把他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班底,尽出精英,报効师门。
马连良在大陆沦陷以后,曾经翩然抵港,唱过一阵子,在这段时期他不论怎样忙碌紧张,三日两头必定会跑一趟坚尼地台,给老夫子请安。杜公馆每星期五的平剧清唱小集,他祇要有空,必来参加,马连良一到杜公馆,由于他有说有笑,讲讲唱唱,使得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杜公馆立时热闹起来,杜月笙的八个儿子、要好朋友、左右从人个个会哼几句,家中还有姚玉兰与孟冬皇,这许多人都和马连良要好,他们常在一道说笑、吊嗓、拍照,杜月笙是素来清净不了最喜热闹的,因此马连良一来往往使他精神焕发,心情开朗,小毛病一时全忘却了,那眞比打针吃药尤其有効。
三十九年夏季以后的坚尼地台杜公馆,人来客往较先前略微增多。这有两重因素,其一是杜月笙大病已愈,精神较好,他无法出门拜客,好朋友卽使不来他也会命万墨林打电话去叫。其二是「登门求告」要求帮忙的朋友渐渐的多了。
一日,有一位早年在重庆结交的朋友托人来讲,他已经办好了入境证,卽日将赴台湾,但是他客居香江,资斧已尽,连船票钱都凑不齐了,无可奈何,他向杜月笙借三百元港币。
杜月笙一听,惊了一惊,当时便极感困惑的问那位代言者
「怎么他老兄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原来此公是重庆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亩,多得不可胜计,杜月笙旅渝时期常去他家里,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面积和布置可与大跳舞厅媲美。在香港诚然是逃难,但是杜月笙对于他连三百元港币也要开口告贷,委实有点出乎意外。
于是来人告诉他说:
「客居在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钱逼死英雄汉,这有什么办法?如今像他这样穷途潦倒的百万富翁,香港市面上正多着呢?」
杜月笙闻言不胜感慨,同时也起了警觉:香港居,大不易。外地人在香港落了魄,根本无处求援,就只好自生自灭。
杜月笙说三百块钱拿不出手,他数了一千港纸,接济那位重庆朋友,让他买好船票到台湾以后,手头还有一点余钱。
「香港居,太不易」
从此他十分关心上海朋友、各地难民住在香港的情况,时常主动探听朋友们的消息,有困难的便命人送几个钱去,钱不多,但是雪中送炭,份外令人心感,杜月笙渐渐的对旅港上海人的近况有所了解。上海人逃难抵港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上焉者有眼光,有魄力,也有资本,他们一到香港立定脚跟便办事业,譬如杜月笙的老朋友吴昆生和陆菊荪合办规模庞大的「纬纶纱厂」,王启宇办一片「香港纱厂」,都办得相当的成功,不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纱厂职工还容纳了不少上海来人。
中焉者忽视了反共抗俄是一场长期战争,他们挟着大批金钞而来,抵达香港这个欢乐世界,于是声色犬马,酒食征逐,心中比方到香港是来白相相的,过不多久国军反攻就可以重返黄浦滩。殊不知住在香港的时间一久,酖于游乐沉缅越来越深,终于「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为了一日三餐每天逡巡于酒楼茶座跑马地,幸而遇见一位熟朋友,那怕是一元港纸借到手都很满足,因为又可以混过一天半日了。
下焉者错把香港当作了黄浦滩,低估了香港土著的深厚经济潜力,他们将投机取巧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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