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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
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速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作为儒学基础的礼制发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李弘这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过去张温、卢植、马日磾等人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当时李弘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后来官学的事出人意料的顺利解决了，李弘当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深刻理解。现在，他理解了，但事情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并不是自已支持哪一方就能轻松解决此事。
在这件事上，董卓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最终导致他彻底败北。董卓听信了袁隗的话，倚仗手中的武力修改官学，设立古文经博士，把古文经学也纳入了官学，结果激怒了今文经学士人，引发了流血惨案，继而各地州郡联军讨伐董卓，局势再也不可控制。
官学虽然关系到国祚命运，但它是儒士们的事情，是学术的事情，和武人没有直接关系。武人的介入只会让这场学术之争更加复杂，更加血腥，甚至引发局势的剧烈震荡。
崔琰希望得到李弘的支持，但他的话说得非常婉转，显然他也担心武人的介人会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李弘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欣赏崔琰的谨慎，但现在问题不是武人能不能介入的事，而是如何保证朝堂稳定，如何保证中兴大业不会受到此事的伤害。
李弘考虑再三后，郑重问道：“那么，我如何才能帮助你们？”
崔琰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将军，在此事没有解决之前，万万不能用兵，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兵。大将军出外征伐，不仅仅是朝堂失去震慑的事，而是大军的安全，社稷的安全。粮草辎重全部控制在朝廷手上，一旦朝廷以大军的安全要挟大将军，大将军怎么办？一旦个别州郡动乱，朝廷自顾不暇，大将军又出兵在外，社稷的安全怎么办？”
李弘心神震颤，脸色微变。
“我知道西疆的事非常紧急，但朝堂上的事更加紧急。事有轻重缓急，请大将军务必三思。”
李弘微微点头，又问了一句，“还有吗？”
“如果大将军愿意，请你约见一次大司农李玮大人和长公主府长史朱筱岚大人。”崔琰说完之后，两眼盯着李弘，眼神极为期待。
李玮在朝堂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势力庞大，直接影响中书监的决策。目前虽然他已表明了立场，但事关朝廷稳定，他极有可能顶不住各方压力而放弃对崔琰的支持。当然了，如果有李弘的绝对支持，那又另当别论。筱岚的作用更重要，目前能对长公主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只有她，如果长公主迫于形势，早早拿出决断，那麻烦就大了。
在崔琰、郗虑和赵松三人的期待中，李弘终于点了点头，“我找个机会，到李大人府上去一趟。”
当天晚上，李弘书告鲜于辅、徐荣、麴义、张燕、吕布、玉石、颜良、杨凤、赵云、文丑、樊篱、张白骑、张辽、何风等十几位在京武将，详细述说了自己的担忧，告诫他们不要参予“明堂制度”的争论。在朝堂上，只带耳朵听，不许说话，更不许发表任何言论。（按律，大臣们之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聚会，有什么事只能以书信来往。）
大将军约见崔琰三位大臣的事，显然刺激了朝中的大臣们。朝堂上的争论日趋激烈。
长公主烦躁不安，屡次派人催请太傅杨彪入朝议事，但杨彪百般推辞，就是不去。长公主生气了，手诏大将军李弘，你亲自去一趟看看。如果他不能走，就把他抬来。
杨彪叫苦连天，“大将军，你何必为难我？我去了总要说两句吧？我说什么呢？”李弘笑道，“实在不行，你就装聋作哑吧。”
杨彪驻着拐杖上朝了。他还真能装聋作哑，人家说东他说西，胡搅蛮缠，最后长公主气得一挥手，“你回家养病去吧，不要来了。”
十月下，局势的发展有些失控，大臣们在朝议上本末倒置，该议的事不议，整天在明堂制度上争论不休。接着开始有大臣开始抨击“新经”了。
率先开始对“新经”发难的就是太仆孔融。孔融是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他引经据典，指出了“新经”很多不足之处。接着宗正杨奇也开始了，杨奇是今文经学大家，他的话就难听了，几乎把“新经”骂得体无完肤，最后就差没有说郑玄沽名钓誉了。
崔琰、郗虑、赵松勃然大怒，马上出言反驳。
崔琰三人毕竟小一辈，激动之下，言辞上对老一辈颇有些不敬，而且对今、古文经学的某些驳斥明显措辞不当。这下激怒了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廷尉张邈、光禄大夫钟繇（洛阳攻克后，他从兖州返回了朝廷）、司隶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