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何进被奸阉杀了，太傅袁隗以毫厘之差丧失了北军控制权，结果董卓进京，局势再不可挽救。今天呢？今天张燕同样控制了北军，但侥幸的是，大将军征伐在外，大将军手上还有最强悍的胡族铁骑，大将军还有挽救局势的可能。
丞相蔡邕病倒了，他强自支撑着身体，继续守护在长公主身边。虽然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不愿放弃，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心愿没有完成。他看完周忠和李玮送来的奏章后，沉默了很久。
朝廷现在要做的事，也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对于社稷的中兴大业来说，当务之急是限制长公主的权柄，最大程度地削减大将军手中的兵权，为小天子顺利主政打下基础。不出意外的话，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而这六年时间，将是决定大汉命运最关键的六年。此次长安爆发兵变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因为外朝急于削减大将军的兵权，想把大将军对社稷的威胁，对小天子主政的威胁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大将军走了，北疆武人马上举起了屠刀。
北疆武人是军功阶层，是朝堂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现在成了阻碍大汉中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这道障碍如果不能妥善处置，不能让他们迅速融进朝堂，后果不堪设想。
自己一直试图把军功阶层拒于朝堂之外，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失败了。虽然军功阶层中的很多人都出身于黄巾，但他们现在是大汉的臣子，朝廷要正视他们的功勋，要把他们手里的力量转化为稳定社稷的力量。在如今对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在军功阶层要求进入朝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他们已经用战刀打开了朝堂大门的情况下，朝廷不管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是投降也好，是因势利导也好，都要敞开胸怀接纳他们了。
大将军和军功阶层是一体的，两者之间的利益密不可分，这一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朝廷一厢情愿地认为把大将军的问题解决了，军功阶层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这个理解大错特错。大将军是大将军，军功阶层是军功阶层，两者之间的利益虽然密不可分，但的的确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大将军不能代表整个军功阶层，大将军的个人利益更不能代替军功阶层的整体利益。
长公主和朝廷在这一点上完全理解错了，接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制定了错误的策略，以致于引爆了一场危机。
错误需要人承认，引爆危机的责任需要人承担，自己是丞相，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不过，让自己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朝中部分大臣为这个错误付出巨大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和大司农李玮等大臣马上意识到了危机爆发的根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修正了朝廷的策略，并拿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
让武人入朝，和武人共理朝政，利用武人的力量，重新制衡皇权和相权，并迅速限制长公主的权柄，削减大将军的权力，确保将来小天子能顺利主政，确保中兴大业能继续稳定推进。
自己要离开朝堂了，活在世上的日子也不远了，在最后的这段岁月里，无论如何也要为社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长公主非常愤怒，她拒绝修改官制，拒绝削减中书监的权力，拒绝实行顾命制。
“传旨周忠、李玮两位大人，请他们回长安去，我不会召见他们。”
蔡邕、筱岚、刘放、孙资、黄岳五位大臣都没动。
长公主气得面孔通红，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怎么？你们也想把我囚禁深宫吗？”
“殿下，请你冷静一点。”蔡邕劝道。
“我还不够冷静吗？”长公主尖声叫道，“如果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大汉的社稷就要毁在他们手上。我不会答应他们，绝不会。你们都退下去，此事就这么定了，无需再议。”
蔡邕没有走，长公主也没有赶他走。等到筱岚他们都离开后，长公主走到蔡邕身边，象孩子一样贴在蔡邕的背上，搂着蔡邕的脖子，无声哭泣。
“父皇好狠心，他把我赶出了洛阳，他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社稷交给了我，我该怎么办？”
“殿下，你还记得先帝的遗诏吗？”蔡邕低声说道，“承担挽救社稷之责的不仅仅是你，还有大将军。”
“大将军……大将军比父皇还狠心，我好恨他……”长公主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叫他暂缓打洛阳，他就把陛下带到了洛阳，威胁我。我削他兵权，他就一走了之，故意逼着他的部下发动兵变。现在他还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
蔡邕长叹。“殿下，你想错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将军的处境比你还艰难啊。”
天子在渭桥遇刺是事实，张燕带着天子避难于北军大营也是事实。但北军出动了吗？张燕发动兵变了吗？没有。张燕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护天子的功臣，他没有任何违律的事实。
张燕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做出了发动兵变的态势，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兵变爆发的危机，不得不立即做出应对，于是长安事实上形成了兵变之局。但这时长安其实根本没有兵变，只不过形势上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而已。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
相反，何风拿着大将军的手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栎阳，保护殿下，确保殿下的安全，这是应对兵变的上上之策，但这时长安有兵变吗？没有。于是，何风这支军队的出动就构成了长安兵变，何风成了长安兵变的罪魁祸首。虽然何风军队的出动，暂时化解了长安一触即发的险境，给朝廷迅速做出应对赢取了时间，但他在北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在长安事实上没有爆发兵变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奔赴栎阳，这本身就是兵变。
长公主可以承认这道手令的效力，即使长安没有兵变，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正常调动。但问题是，此刻形势变了，此刻北军有充足的理由出动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何风出兵合法，张燕都可以不承认。他都可以出兵，他的兵变变成了平叛，他的功勋更大了。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有罪的是何风，以及给何风手令的大将军。
何风的军队到了栎阳，朝廷蓦然发现形势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朝廷非常被动，为了阻止张燕以平叛的名义出兵，为了防止社稷遭受败亡之祸，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张燕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和当年董卓进京，太傅袁隗不得不和董卓坐下来商谈国事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太傅换成了杨彪，而威胁社稷的是张燕而已。
张燕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原因很简单，大将军放弃了他们，拍拍屁股走路了，不管他们死活了。他们怎么办？军功阶层如何生存？他们要入朝为卿，要参与国政，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
长安第二次兵变，司徒王允对武人采取了排斥和杀戮的方式，这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想保证生存就要掌握更大的权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第三次兵变，李傕、郭汜之乱，又告诉了他们一个道理，如果武人主掌权柄，完全排斥士人，会败亡得更快。前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么今日军功阶层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全社稷，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办法也很简单，以损失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为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武人和士人的利益。
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武人和士人坐到了一起，商量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那就是社稷必须越来越稳定，以便确保长治久安，国力必须迅速恢复，以便确保财赋进来越充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朝堂要稳定。当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双方没有信任。
当年洛阳兵变和长安第一次兵变，同样告诉武人和士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合作，要互相信任，最起码在社稷没有彻底稳定之前要尽可能齐心协力。这个道理来之不易，是用大汉十四年的灾难，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双方如何取得信任？不可能，双方不可能取得信任。
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血淋淋的事实，谁敢信任对方？这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相制衡，以互相间的权力平衡来代替信任，于是天子、长公主和大将军就进入了制衡之局。
制衡之局的关键是官制，但今日朝廷的官制是个畸形官制，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被独立出来了。因此要想实现制衡，首要之务是修改官制，而要修改官制，首要之务是削减大将军的兵权。
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太难动了。今天长安爆发的危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爆发。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如何削减大将军兵权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武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兵权本来就是和武人联系在一起，只要军功阶层出面，削减大将军的兵权随即不再是难题。
张燕制造了一场兵变的态势，逼得何风带着军队赶到了栎阳。这件事引出了一连串问题。
大将军明里放弃兵权，掉头走人，暗中却留下调兵密令，说明大将军已经预料到军功阶层要发动兵变。他掉头走人是逼迫军功阶层为他守住兵权。留下密令是控制局势，等自己回来挽救局势。也就是说，上至天子、长公主，下至朝堂各方势力，都可能会成为大将军保住兵权的牺牲品，军功阶层也不例外。
张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品，但从黄巾系目前在军中的实力来看，黄巾系将领极有可能成为大将军血洗的对象。于是他断然决定，和大将军决裂，帮助朝廷削减大将军的兵权，从而确保黄巾系将领的利益。
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大司农李玮等人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份官制修改方案就出来了。兵权由天子、大司马、太尉和大将军各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