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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腐败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