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
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