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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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